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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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毛泽东确实比刘仁静高明得多。他是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农家子弟。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早年毛泽东就推崇其师法，受其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的学者，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乎他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早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本是个读书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文、庄子嗜之成癖。毛泽东很欣赏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的思想。他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是把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似乎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没有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此最后遭到失败。这似乎也可以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青年时的毛泽东是个敢于实践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当兵没多久，就考入不要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到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4）
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岳麓书院对湖南影响深远，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对湖南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习理学或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终形成近代颇有影响的湘湖学派。民风强悍加上经世致用之学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识者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关心和热衷。也许这就是在近代中国湖南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缘由吧。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并被他奉为楷模的是服膺曾国藩的湘湖学派的传人，修身课教员杨昌济。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涤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国藩、梁启超。由此可看出杨昌济当时是多么看重毛泽东，要把他培养成曾、梁似的人物。
杨昌济慧眼识英才，后来杨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书，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继承发扬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毛泽东更是于1917年组建新民学会并开办了中国当时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杨昌济与李大钊是好朋友，与陈独秀时有往来，杨昌济曾北上去北大教书，经他引荐，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推荐，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与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共事很久，在北大红楼他读了很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许多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终生。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与北京《每周评论》遥相呼应的《湘江评论》，1920年又与北京遥相呼应，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学会”，1920年他还与他的老同学何叔衡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虽然没去嘉兴参加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但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赞赏和钦佩。李达说他“为人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惠僧说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罗章龙说他“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有非寻常构虚之见可以比拟”；张国焘说他“体格强健，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那股坚持自己主张的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一次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中共正式成立后，在广州当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陈独秀谢绝了陈炯明的挽留，称病请假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他和马林两个均为个性极强之人，关系不甚融洽。后来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全仗马林打通各个关节，花了很多钱，请来著名的巴和律师辩护，最后仅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结案了事。陈独秀被营救出来后，同马林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5）
中共成立以后按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组织就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7月7日，书记部发表宣言，号召各地劳动团体共同进行劳动组合，同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不久又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济南、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分部，加强了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3个月内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1922年1月12日，由于资本家拒绝答应增加工人工资等要求，香港两万多名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更激起中国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体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达十万人。港英当局大为恐慌，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当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路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制造了死6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更加激烈。这次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和全国工人的支援。京汉铁路火车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北京、汉口之间。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工会的命令，答应增加工资15％～30％，斗争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适应工人运动高涨形势的需要，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者12个城市的100多个工会，30多万会员。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决定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这次大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为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等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地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在湖南地区建立了20多个工会，组织的工人达4万余人，先后举行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长沙工人、常宁水口山矿工等10余次罢工斗争，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
共产国际的训令（1）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大政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最开始，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两党在政治关系上是敌对的，都抱着与对方势不两立的态度。
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由一些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组成的“青年共产党”，其所信奉的主张是“反对政府、反对私有制和宗教等破坏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认为其“惑世诱民，凶于兵祸”，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们的眼中，共产党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党则认为南方的国民党与北方的各党各派是“一丘之貉”，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之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在共产党眼中，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毫无区别，实不能与之为伍，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便决定不与他们建立任何关系，“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一个高举###大旗，欲尽快除之而后快，一个冷若冰霜，拒彼于千里之外，两党真可谓冰炭不可同器，水火不能相容。
当国共两党成员还在互相敌对、互相攻讦的时候，历史性的变化却悄然发生了。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战略决策。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委、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想方设法实现共产国际的意图。他为促进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与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经过仔细的调查，他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中共在中国可以联合的革命党。
他根据自己在爪哇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向陈独秀提出，中共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