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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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贾驴ǖ挛ざ静坏貌谎悠谥Ц洞婵钫咭蟪烦龅淖式穑馐蛊淇刂频囊蟹⑸思范曳绮ǎ�120个机构被迫关闭。1930年12月，银行业危机达到顶点，并向城市扩展。银行破产最惨重的例子是纽约的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公众和银行都拼命寻求流动性，从而提高了货币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减少了货币存量。
尽管在1931年初，经济显现出一些恢复的迹象，但美联储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增强这一微弱的趋势。1931年3月到6月银行系统出现了第二次危机。持续不断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使借款者违约，同时，金融机构出售资产以满足资金需求，这都削弱了金融中介的证券组合，迫使资产价格下降。新一轮的银行破产重新掀起了流动性挤兑和货币紧缩政策。尽管货币存量的下降由从欧洲输往美国的黄金那里得到了补偿，随着英国在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对美元的挤兑也开始了。为应对这种局面，美联储于10月提高了贴现率。利率的提高和黄金的外流使得更多的银行倒闭，经济活动更为衰退。
一战前的金融危机通常发生在秋季和春季，一战后这种现象再次重演。美联储处理危机的方法的改变可能是因为1928年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逝世。在纽约联储中，斯特朗是该集权体制的关键领导人。尽管他也关注股票市场上的投机，但因为担心紧缩性政策会引发经济衰退，他反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他去世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丧失了对联邦储备体系的控制权，同时丧失的还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关注国际形势的传统和作为中央银行的传统。美联储所支配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于1930年1月解体，代替它的是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Open Market Policy mittee），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代表联邦储备体系所有成员单位银行的利益。这些银行不喜欢扩张性政策，害怕股票市场投机会再次兴起。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业危机的明显的漠不关心反映出一个事实：大多数破产的银行都是非成员单位。即使成员银行中有破产的银行，也只是那些规模较小、实力薄弱、对联邦储备体系影响极其有限的银行。
对于美联储在解决银行系统危机方面的无能为力，国会的应对措施是在1931年对美联储的贴现政策自由化，并在1932年1月创设了复兴金融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复兴金融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对金融机构提供质押贷款，尽管只有那些提供合格抵押品的金融机构才能得到贷款支持，但复兴金融公司改善了银行流动性，加快了对关闭银行的储蓄者的偿付速度，从整体角度看，提高了民众对银行的信心。在国会的压力下，美联储进行了10亿美元的公开市场购买操作，这改善了银行的处境。但是，这种扩张性政策在国会休会之后被中止了。
1932年第四季度，银行系统遭遇了新一轮的破产浪潮，并重新出现了对流动性的紧迫需要。由于银行受到的压力增加，为保护银行免受恐慌的储蓄者的挤兑，地方银行宣布实施延期支付和休假制度。1932年10月，当大规模的恐慌席卷内华达州时，内华达州首先宣布实行银行休假制度，在新的一年来临时，恐慌的蔓延加快了速度，到1933年3月3日，有36个州被迫实行银行休假制度限制储蓄者从银行撤出资金。结果是，那些存放在货币中心银行的未被限制的储蓄被撤离的速度加快了。为了制止全国范围出现恐慌以及对美元挤提，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都实行银行休假制度，暂停了黄金偿还和运输活动，并于1933年3月6日关闭了交易所。后来，国会在《紧急银行法》（the Emergency Bank Act）中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该法令刚颁布，罗斯福就立即宣布，从3月11日起暂时关闭商业银行。
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3）
银行危机和休假制度的实施重新整合了银行业系统。1929年6月的大风暴前，共有商业银行24 504家，储蓄总额为490亿美元。到1932年底，还剩有 17 802家商业银行，储蓄总额为360亿美元。而1933年3月15日，开业的银行只有11 878家，储蓄总额为230亿美元。加上这一年余下月份里批准的营业执照，1933年，商业银行的数目最终为14 440家，储蓄总额为330亿美元。1930—1933年间银行破产的成本大于以前各个时期。损失总计25亿美元，其中大概一半由储蓄者承担，一半由股东和其他贷款人承担。
收缩的机构和市场
比银行业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储蓄贷款协会。由于不动产价格下降以及抵押借款者延期支付借款，储蓄贷款协会的资产质量恶化了。忧心忡忡的储蓄者从银行撤离资金，并存放在邮政储蓄系统的保险箱里。1929—1933年期间，邮政储蓄系统的储蓄额提高了6倍，达到商业银行总储蓄额的10％。面对这种局面，储蓄贷款协会建立了自身的现金储备，将新的抵押贷款削减了76％，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削减了50％的抵押贷款。日益严峻的紧缩形势也反映在储蓄额的下降上，储蓄贷款协会的储蓄下降了28％，商业银行的储蓄则下降了17％。
1931年，储蓄贷款协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再次提出了建立联邦家庭贷款银行的需求。早在1919年，在储蓄贷款业的一再要求下，有关这一设想的计划曾经提交给国会但没有回音，如今这一计划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尽管遭到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强烈反对，国会还是在1932年通过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the Federal Home Loan Bank Act）。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仿效联邦储备体系，设立了12个区域性家庭贷款银行，这些银行由会员储蓄机构所有，并接受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FHLBB）的监管。银行以批发形式为存贷机构提供贷款，即银行先以优惠利率获得借款，然后再贷给成员单位储蓄机构。尽管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设立的目的是作为一种援助深陷困境的家庭业主的手段，但是几乎没有再融资，新体系建立的主要受益者是储蓄贷款协会。储蓄贷款协会限制资金撤离的能力以及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获得的援助有助于减少银行破产。与银行相比，储蓄贷款协会经历的收缩幅度较小，从1929年的12 342家，下降到1933年的10 596家。
流动性挤兑也打击了人寿保险公司。大萧条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拥有的资产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保单持有者的储备，或对未来索取权的估计值。尽管保险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并没有缩水，但资产价格的下跌使它们陷入灾难性境地。如果以市场价值衡量这些保险公司的抵押借款和债券的价值，大多数公司已经失去了偿付能力。而且保险贷款的突然增加进一步减少了已经处于收缩中的现金流量。到1932年底，保险公司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售证券以满足资金需求和隐藏其真实头寸的地步。1933年1月和2月，州属银行的休假制度促使公众对任何形式的流动性开始挤兑，并进一步加剧了保险公司对资金和隐藏真实头寸的需求。3月6日，由纽约开始，29个州命令保险公司休假，这大大限制了保单持有者在这期间从保险公司撤离的资金。金融危机减少了人寿保险公司的数目，从1929年的438家之多减少到1933年底的375家。
除了金融机构外，农民也减少了贷款需求。农民在大萧条期间抵押借款的境遇甚至比20世纪20年代还要糟糕。1933年，国内抵押借款赎回率几乎达到了4％。这么高的赎回率是农产品价格出现意外下跌的结果。农业领域出现的严重倒退促使25个州在1932—1934年间联合抵制抵押借款赎回立法。借款者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这却是以对包括个人和金融机构在内的贷款者的危机为代价的。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破坏了美国国内的一级和二级证券市场，一级证券市场几乎被破坏殆尽。1929年发行的公司债券为80亿美元，但是1933年这一数值只有亿美元。商业票据的规模下降幅度高达2/3。许多规模小的投资机构破产了，甚至规模较大的投资银行的合伙企业也遭受重创。例如，基德尔皮博迪公司（Kidder，Peabody）被出售了，以改善经营状况；李希金森公司（Lee，Higginson）也被清算，之后虽重新开业，但是规模缩小了。在二级市场上，证券交易规模的下降也大大削减了券商利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4）
股票市场的动荡使不确定性的问题更为突出，这也是股市建立以来所受到的最严重的震荡。债券市场上的投资者纷纷撤离，转向那些安全性更高、期限较短的资产。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收益曲线保持水平或者稍微向下，但这时收益曲线却成较大的正斜角，这说明对于那些承担较大价格波动风险的长期债券品种而言，存在更高的风险溢价。相似地，相对于利率高的债券，那些低利率的债券的收益大幅上升。BAA债券和AAA债券之间的利差从1929年1月的1％增加到1932年中期的5％。金融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公众遭受持续的损失，由此都提出了对改革的迫切需求。在新政的支持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机遇下政治改革家和现存的实力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决心开始重建金融市场。
新政和金融体系的重建
美国国会的闹剧
新政的前奏是，国会听到了一系列有损银行尊贵形象的言论。在经济上涨的20年里，主要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积极发放信贷，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当市场崩溃、经济萎缩的时候，那些已经进入新行业的金融创新者和新投资者成为了替罪羊，然而经济衰退远非他们单个人或者集体所能左右的。他们在钱财上的精明算计惹恼了那些经受巨大损失的储蓄者和股民，甚至使那些没有受到损失的人也陷入焦虑，认为某种形式的改革势在必行。这种状况改变了银行和金融的政治经济环境。
罗斯福总统认为期盼股票下跌的投机商正在阻碍股市的恢复，他督促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mittee）调查华尔街股市的交易情况。在最初听取的反馈中，有证据表明精明的运营商已经在股市大肆宣传，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还有几家主要的大公司以性质不明的投资信托的形式诱使投资者购买股票。在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被任命为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的时候，他揭露了华尔街丑闻，主要针对两家从事商业银行证券业务的大型公司的勾结行为。他发现花旗集团（即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引诱投资者购买后来变得一文不值的南美债券（South American bond），当时南美债券被怀疑参与了不道德的交易。花旗银行和其合作单位的总负责人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被指控没有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却为管理层提供债券和其他特殊投资机会。除此之外，大通证券公司（即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及其董事长艾伯特·H·威金（Albert ）也因同样的违法行为受到严惩，其中以威金卖空大通证券公司的股票为最。米切尔和威金被迫辞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宣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