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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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美国社区的相对孤立和规模较小使得它们很好地保存了恭顺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财产、声望和影响力的等级关系构成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不但充满了中央权力制度，而且也充满了构成绝大部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地方制度——家庭、教会和社区。在这些社区里没有领主，但是当地家族中年长者有权命令妻子、儿女和仆人去服从，长期驻留的牧师对整个社区的精神和世俗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并且当地政治领袖是从有限数量的家庭中选出并在政治职权的位置上反复任职。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社区，社会上层和下层普遍存在着公认的不同，并且有一种或多或少普遍深入的一致同意的惯例规范着它们二者间日常的关系。特别是在较小的社区——即使是港口城镇的社区也不是很大，这些不同和关系是高度个人化和特别的，是在一个很小的、面对面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日常的惯例形成的。因此，使用社会阶级的语言就更容易错误引导而不是有助于刻画他们的特性。顺从文化意味着社会的阶层是能被个人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阶层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文化和社会表现出了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特征。
当然，它不能同样有力地刻画大西洋两边的特征。到大西洋彼岸的迁移过程解开了传统社会的束缚，而越过最初达到的海岸社区继续向山麓地带和山谷的迁移过程进一步解放了他们。不受约束地拥有不动产的情况广泛存在于许多美国社区，甚至在普遍是租赁耕种土地的地方也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产生沉重的保护关系和委托关系。在较大的城镇，缺乏行会和以行会为基础的市政政府，而这些条件在欧洲虽然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仍然赋予欧洲城市生活很多习惯性和仪式性的等级关系。最终，特殊事件，如伟大的觉醒和革命，通过改变条件、习惯甚至地方政府潜在的理性而挑战了顺从的文化。然而，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个时代与其说是被摧毁不如说是被调整。实际上，1750年以后，更好更多的财富和收入水平的增长明显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模式中，强调了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传统差别，并且当它被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争论和新思想严重挑战时支持了顺从的文化。
在18世纪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生活标准确实是提高了，但是在富有家庭和中等家庭之间消费的步调和品质的不一致要比一般的提高更加显著。不管怎样，物质生活方式的差异，不仅有助于阐明当地权威体系的永存，而且有助于说明大生产者和小生产者与能带来利润的本地区以外市场的不同关系。在这些市场上，有钱的美国人采取各种方式把更大和更雅致的城市和乡村住房装饰上好的家具、地毯和窗帘、昂贵的餐具、家庭肖像以及购买来的艺术品，以显示自己的文雅和上流社会地位。中等阶层人们物质条件的提高显得更加从容，而不表示一种我们也许可以贴上“消费主义”标签的生活或者期望的方式。可以确定，在这些年，许多普通美国人得到数量巨大的床架和椅子，用粗糙的陶质餐具更换木质的餐具，购买了一些书，并在他们的地窖里堆满可保存的食物来保证他们度过冬季后期和春季连续几个月的食物缺乏期。但是这些适度的财物的增加，大部分完全可以在家庭生产的领域和当地交换网络中获得。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物品存放的房子仍然是小而朴素的。典型的伍斯特县农家住房是木制的、单层或者一层半高的住所，大约700～1 000平方英尺，而绝大部分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哈利法克斯县（Halifax）的农民居住的是仅有400平方英尺的原木制或木框架的房子。甚至到那个世纪末，费城零售商居住的既做居住室也做储藏室的房子平均只有900平方英尺，而城市里工匠居住的兼做工作间的房子只有600到700平方英尺的空间。这些狭小的空间，是大家庭的住宿场所以及存放工具的场所，是人们完成工作任务的车间和仓库，或者说人们在这里完成了普通农场一连串的家庭生产。无论从它们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这些空间都不可能成为提供消费者商品的市场的一部分。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4）
在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1789年出版的《美国地理》（ American Geography）第一版中，他就隐约提出了地方层级和普通美国人与市场的相对分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概述了这个新国家每个州的前景后，莫尔斯赞赏了在支持联邦党的马萨诸塞州富裕的绅士们促进农业进步的精神。然而，对于小生产者，即便在最先进的州，莫尔斯对之也表示很轻视。“普通的乡下农夫”，他写道，“通常选择继续他们祖先的旧轨迹。”莫尔斯并没有麻烦自己去描述这种“旧轨迹”，但是最近历史学家识别出在马萨诸塞州和其他一些地方实行的一系列传统规范，这些规范被用于处理诸如价格决定、债务结转和收取、劳动力和设备的交换、在修筑谷仓和准备蜂箱时偶尔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纠纷的解决以及其他类似活动，这些规范构成了“普通农夫”所参与的当地经济本质上的法律框架。这些规范是公共的，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个人的进取心，例如，不要对小额借款收取利息，不在邻里间的日常交换中获利，以及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不要求报酬，还有不通过法庭索取报酬。这些限制以及类似的其他限制是否反映出在普通农民中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或者它们是否只是暗示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中只对小生产者开放的有限的机会，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要清除环境和文化对这些长期存在的“旧轨迹”的影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物质环境把人们的期望、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塑造成希望和可能性的结合，试图分离这二者将忽视这一点。这样，绝大部分美国人相对孤立的经济和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的限制不是必然地会阻止人们努力工作或者渴望获得财富，而是把进取心带给后代人，让他们明白以下想法过于保守：获得和保持一个稳定的供给，或者维持日常生活资料的能力，并拥有最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土地、贸易和婚姻的财富，提供给他们和他们父辈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缺乏进取心，而是18世纪末期普通美国人所能够了解的世界所带来限制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这也相当程度上是自我抑制的规范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的平民世界对个人进取心的适度限制。因此，无论环境还是价值观念，引用我们一位历史学家最近的总结，进取心源自“单个家庭有限的人类需求”而非“无止境积累的压力”。
18世纪末永存于“普通农夫”中的“旧轨迹”并不是在本地生活的不变循环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假设普通乡村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本地以外的市场和其他超越他们本地社区的重复交易体系，但他们确实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他们的社区去参加与英帝国的战争。他们也收到和回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信件，选派代表去参加制宪会议和新的州立法机构，并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反对参加或者镇压反对县法院强制执行债务的叛乱。1790年人口普查之前的1/4世纪里不断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每一这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着乡村生活的这种褊狭力量。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不再主要用战争、革命和其他危机的形式对地方社区施加它的影响，而是更主要通过交通上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更细致和规范的贸易形式、新机构、不断扩大的信息媒体以及不断成长的复杂的城市和城镇网络来施加它的影响。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危机还在继续发生，但是新生国家的社会地理布局自此以后比较少地属于此类事件的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的结构范畴。与此类似，地方社会结构、个人渴望和普通美国人的社会理想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在这一卷的其他部分已经描述了许多这种结构发展。这里讨论的主要一点是出现城市和城镇的增长，以及随着本地以外交易的加强，信息媒体和其他机构角色的改变。自然，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之后半个世纪中的一些最戏剧性的变化——收费公路和其他新的公路、汽船、改善的桥梁和港口，特别是3 000英里的运河网络，所有这些组成被称为“交通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对美国人口的继续扩散和对美国人口的集中有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无疑在这一时期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征服和殖民了巨大的领土。美国的领土总面积在1790年到1840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大湖平原，并沿大湖平原直下俄亥俄河流域，沿墨西哥湾海岸进入并越过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居住密度在每平方英里2人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倍多。但是詹姆斯·麦迪逊的模型没有进一步描述这一进程的机制，由于同样的原因，刺激向西部迁移的交通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日用品的巨大流通，引发了19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人口趋向于使它自身在空间上平均分布的时代结束了；自此以后，人口将寻找最为密集的地方作为流动的方向。 。。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5）
从最粗略的数量上看，在1790年到1840年期间美国人口的城市化还没有给人以那么深刻的印象；经过半个世纪，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从5％增长到略少于11％。但是对于一个每10年人口增长1/3的国家而言，这种适度的变迁意味着各个独立城镇的迅速增长以及大批城市地区向乡村的显著扩张。事实上，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些数字的话，就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纽约市人口增加了9倍多，人口从33 000人增加到30万多人，而巴尔的摩从一个13 000人的城镇增长到一个超过10万人的主要城市。费城，曾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虽然其地位被纽约所取代，但它的人口也增加了5倍，拥有将近25万居民。位于距纽约主要交通枢纽150英里的内陆地区的奥尔巴尼，比纽约州新首府人口增长得稍微快一些，几乎已经达到1790年纽约市的规模。在一些内陆地区，城市不断出现，规模不断增长，以至于可以和半个世纪前最大的那些港口相媲美——辛辛那提有人口46 000人，罗切斯特、匹兹堡和路易斯维尔的人口都超过了2万人。以前法国和西班牙的墨西哥湾港口新奥尔良现在是一个人口超过 10万人的美国城市。许多小地方，不管原有的还是新建的，都超过了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常住人口的界限，达到人口普查定义的标准的城市地区，其数量增长了5倍多，达到131座城市和城镇。
这些扩展着的城市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通过大量更加分散、较小的中心把农场和村庄与最大的城市中心联系起来，一些更详细的城市增长模式说明了这些现象。首先，一些东部内陆城市取得了最显著的增长率，成为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