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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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并不重要。
但当只考虑美国19世纪的经济状况时，这些遗漏就必须考虑了。在工业化时期，很多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工厂或者车间，由于标准的GNP概念忽略了家庭的产出，但却包括车间和工厂的产出，因此，在该时期衡量的实际GNP增长率被高估了。 ［9］ 表包含的数据试图去克服这个问题，至少是部分地解决了该问题。它在GNP中涵盖了家庭产出的重要部分（烤面包、纺织品和成衣生产、牲畜的屠宰）和农场土地的开垦和首次开荒，以及用农业材料进行的农场建设。虽然这种计算也不全面，因为它还是漏掉了一些家庭内的产出，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做出了有用的补充。通过考虑产出的这些因素可以使实际人均GNP的增长率相对降低一些，但仍然是高增长率。
若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国际间比较，会重现进行跨时期比较时出现的问题。例如，在上节中提到用传统的方法衡量的结果显示191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12％。毫无疑问，1913年美国的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要远远大于印度产出中投入市场的部分。这样，尽管印度确实比美国要穷得多，但是传统的GNP测量方法拉大了两个国家间的差距。
外部性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使得实际GNP的标准测量夸大了真实的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源自这样的事实，即现代工业产生了没有包括在已销售的产品成本中的成本，因此当计算GNP时不能考虑这些成本。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精确的GNP测量应该扣除污染成本。 ［10］ 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些变革会产生被标准概念忽略的额外成本，例如，交通成本和增加的治安成本。这些都源于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把这些成本考虑进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的测量中来，但是，恰当的调整似乎也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测量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作年限
人们的福利水平不仅仅只依赖于人均产出水平，而且也必须考虑为获得这些产出所放弃的东西。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一些学者认为节约下的自由时间应被看做闲暇，并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论20世纪的生活是否变得更为悠闲，周工作时间和工作年限确实都缩短了。度量19世纪工作时间的变化需考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废奴运动使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工业中的工作年限可能会缩短一些，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无疑增加了某些工业部门的权重如采矿和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工作年限较长，同时，农业部门的权重降低了，而农业部门（南部种植园除外）有相对较短的工作年限（见本卷第5章，马戈）。所以，平均来讲，工作年限的总趋势是先变长，然后缩短。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几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劳动强度的加大，但在晚期的几十年里情况则正好相反。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2）
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一种方法是给闲暇时间赋值，也可以说是闲暇的机会成本，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工作时间可以选择。例如，对农场工人而言，每年工作时间短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如果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从而赚取更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闲暇”的收益是被高估了。
同样，当工厂的工作适合年轻妇女时，这种工作机会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命运。在家里她们整天忙于家务，而这种家务工作处于工作中的最底层。在工厂里，她们不仅能够挣到钱，而且，她们也融入到了同样年龄阶段的女性群体中来。这种从家庭到工厂的转变，可能不仅仅是从闲暇到工作的转变，更是从一种生活方式向更优生活方式的转变。
女性地位的改变只是展露了冰山一角。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是让年轻人感到孤独的地方，是缺乏社会帮助的地方吗？或者是他们更喜欢爱说闲话、缺少个人隐私、一旦有愚蠢之举就会终生被人记住的乡村生活？城市是华灯璀璨，还是黑暗和邪恶？标准的人均收入水平要再提高多少，人们才能够重视由于工作变化引起的福利变化呢？
人力资本
还有一项能被度量而且应该计入GNP的是学校教育。当然，标准的GNP也包含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因素，例如，教师的收入。但是，很显然我们忽视了学生们花在学校里的时间。在一个世纪中，普遍存在童工现象，时间花在学习上就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学校教育与产值之间不但存在明显的联系，而且，我们能用简单的方法估算儿童们学习时间的价值：机会成本。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估计了儿童们在学校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
1860年：2 480万美元
1880年：7 210万美元
1900年：2 139万美元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机会成本的增长比GNP中展示的增长要显著得多（见表）。1860年，学龄儿童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价值是GNP的多一点；这个数字1880年上升到，1900年大约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这种机会成本纳入GNP的计量当中来，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是很小的，不足以影响GNP的增长率。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对于总储蓄和投资而言，这种机会成本的价值更加引人注意。
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来源是移民，虽然会有其他成本，但它不需要美国人投资。大部分移民为年轻人，由在国外成长、受教育和培训的人组成，而且还可以工作很长时间。移民的数量在美国内战前期的20年内增长极其迅速，而且内战一结束，移民的数量又达到了以前的高水平（见本卷第4章，海恩斯）。Paul Uselding认为：美国从移民中获得的人力资本几乎与内战前20年由传统投资获得的人力资本数量一样多。对战后类似的估算可能表明这种人力资本来源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更有限，但仍非常重要。
消费
前文讨论了以不同方法计算的收入和人均收入。这些方法有的是从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角度来计算，有的是从储蓄和投资角度来计算。从储蓄和投资的角度来计算更加关注社会的前景而不是目前的环境。如果我们对目前的福利水平感兴趣，就可以使用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从消费角度来计算，并考虑人均消费因素。表包括了关于消费的各方面的数据。
在1834/1843—1899/1908年实际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大约为（由表的数据计算），它比实际人均GNP的增长率要低。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部分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部分下降，而且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比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尽管如此，数据却显示，人均消费确实增长了，这一增长率不容忽视：在1834/1844年到1899/1903年，人均消费增长了一倍以上。
如果从更可靠的数据“消费者消费的日用品流量”来考察，这种增长率会更加显著——年增长率为。增长率在几十年中变化很大。由于美国受内战的影响，1859年到1869年之间，增长率有所下降，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使得1834/1843—1839/1848年之间增长率相对较小，而1879/1888—1889/1898年的增长率也较小，部分缘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见表，C组）。1839/1848年之后的战前几年增长率较高，由于内战结束1869—1879/1888年之间增长率较高，而1889/1898—1899/1908年之间大萧条过后的经济复苏使增长率较高。
资本消耗与净国民产出（3）
表显示的人均日用品消费价值增长并不能单纯被看做是由于消费品数量的增长。由于这些数据没有根据存量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进行调整则人均日用品消费量的短期波动就不明显了。排除这种因素，对人均日用品消费量起重要作用的应是家庭外消费的增长和产品分配。在表 B组中的某些数据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当家庭制造业的产量合并进表后，消费者日用消费品消费的长期增长率是下降的。表中同样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消费者日用消费品的价值，分配的成本在上升。
美国内战前，消费的结构同样在变化。一般来说，半耐用消费品（像纺织品和衣物）的消费和耐用消费品（炉子、烹饪用具、马车等）的消费增长比低值易耗品的消费的增长要快。虽然如此，除了两个时间段外，在该表中的每个时间段内人均低值易耗品的消费也是上升的，在这两个时间段中，一个没有变化，另一个由于内战的原因稍微有点下降。总的来说，该指标在1834/1843—1899/1908年几乎增长了100％。
在同时考虑耐用消费品和半耐用消费品的情况下，表中描述的美国内战前的变化表明生产已部分地从家庭向工厂转移。如在表中，家庭生产的半耐用消费品的估计值几乎只有已公布的半耐用消费品生产总值的一半。到19世纪末，半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几乎全部都是商业生产。
美国内战前，半耐用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对价格的明显下降反映了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并未在产出的数据中完全表现出来。例如，战前炉子的生产与销售明显增长。炉子大大提高了家庭取暖和烹饪的条件。某些建筑技术也得以应用。轻捷构架使得人们可以自行建造房屋，不仅对农民益处非常大，也意味着可以更加快捷、便宜地建造城市建筑物，同时又可以保持相应的质量：正如芝加哥和旧金山等新兴城市就是靠轻捷构架技术建造的城市。炼铁技术的进步导致建筑物材料的变化和当时流行的装饰性格子窗的出现。中央取暖系统和内部管道系统也开始普及。
福利的其他计量方法
除了实际收入和消费测量方法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物质福利指标。有两种方法近来引起了广泛关注：测量身高和预期寿命。克莱恩·波普（Clayne Pope）发现，在1760/1769—1880/1889年期间，尽管该时期的人均收入上升明显，但当地成年白人的预期寿命没有什么提高。（在20世纪，收入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同步的。）尤为明显的是，成年人的预期寿命随着时间在波动，并且波普发现下降都集中在1840—1849年、1850—1859年和1860—1869年。 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较高的死亡率依旧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当然，美国内战对19世纪60年代的死亡率的影响不容忽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移民大量涌入的时代，移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本地工人是不利的。移民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疾病（像1849年的霍乱、1853年的黄热病以及19世纪后来岁月中出现的伤寒症），而移民带来的其他的一些相对次要影响也同样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另外，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进运动带来的人口流动、美国内战导致了疟疾的传播，虽然，疟疾不如霍乱、黄热病和伤寒症那样迅速地大规模流行致人死亡，但实际上也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1861年采访西部人时这样写道：
去拜访他你就会看到……瘦削的下巴上满是疲惫和病态……消瘦的脸庞、苍白的
皮肤、毫无生气的精神面貌……他会坐在炉子边上呆上几个小时……好像在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