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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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强奸的事件渐渐被揭示，渐渐显出它的规模，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更是锲而不舍。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她告诉我，离开教堂之后，她和同学们发现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婵，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那些肮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全是下意识的。偶然争吵起来，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变得粗野，个个不饶人，你嘴脏我比你还脏，一旦破了忌讳，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谁还不拉不撤？到了想解恨的时候，没有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解恨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法比·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班女孩。

我姨妈跟我说到此，笑了笑：“法比哪里会晓得，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的自杀了。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

责任编辑徐子茼



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


严歌苓

我一向不认为《金陵十三钗》属于我最好的小说之一，但是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这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周围很多朋友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和展览，同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甚至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时，十多个人居然募集到一大笔资金，买了一架小飞机，准备代表民间的中国人收复钓鱼岛。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把一个不爱国的人放到国外，数年后他可能变成一个民族主义分子。

所以我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时在芝加哥，华人社区展示了第一批大屠杀的图片。之后的每年，我都参加大屠杀纪念活动，后来也参加了1997年在南京举行的由中、日双方举办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大会。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

国际上把“南京大屠杀”叫成“TheRape　Of　Nanking”，用Rape（即强奸）取代屠杀。对于这个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国外东西方学者们宁可称它为“大强奸”，然而强奸只是整个屠城罪恶的一个支端。却恰似这个貌似片面的称谓，引起了我的全面思考。那个迄今已发生了七十四年的悲剧的一部分——强奸，是最为刺痛全世界学者的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他们强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左右的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国耻，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来实施残杀的。并且，在大悲剧发生后的七十多年中，事实仍然在被否认，被篡改，于是它是一段继续被凌辱、被强暴的历史。那八万名“Rape”牺牲者，也就一直不能得到雪耻。由此看来，历史柔弱可欺，至今是可被任意辱没强暴的俘获品。“Rape”在此便显出了比屠杀更为痛苦的含义。

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这就是男性游戏——战争致于女性的悲剧。

这个故事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中的女性牺牲者的，当故事中的牺牲铺展开来时，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地发现，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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