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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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这里提出“历史熵”的概念，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以“能量转换”的科学观点来检测历史的一个尝试，这种尝试应当是十分有益的，有可能改变我们惯常所接受的传统历史观和教育观。按照“历史熵”的定义，对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我们应当可以接受以下的观点：无论从唯象的宏观还是微观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系统。这个系统会因为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而导致闭合与开放两种系统存在模式。在闭合系统中，“历史熵”将会趋向增大，直至使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而渐渐失去可供转换的持续新能量，这种“历史熵”增加的状态下，人类社会组织（国家、宗族、家庭或个人）将会变得越来越虚弱而失去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也将变得苍白乏力（无论这个系统的存在时间有多么的长）。如果这种闭合性发生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这个国家则将面临消亡（我所指的是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如果这一闭合性发生在一个种族、企业或家庭和个人身上，那么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观测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尤其是自宋以后的历史，这种“历史熵”对中国传统社会所起的作用大致如此，每一次，都是“历史熵”达到最大值而一个朝代的政治、军事与文化衰减到最小值时即发生了历史更替。而一当这一系统的能量趋向于零时，重构系统的力量便会呈现出来，元朝帝国的诞生，就是为这个新系统的平衡而获得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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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3）
所以，一个时代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强盛的发展程度，与这个时代社会系统的开放与否有着密切关系。而“历史熵”的原理，则客观作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闭合或开放态，与整体社会文明进步存在着必然和科学的因果，在此，热力学就是人类社会学中的发展动力学，也是今天所流行的国家与社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学，从而从人类社会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并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与人类历史实施契合。
普里格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此进行了一次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理论实践，他由热力学中系统闭合性和开放性原理创立了以熵为基础原理的“耗散结构理论”。而欧文。拉兹洛则颇具创造性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人类历史动力体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自身发展已经列入了科学的巨大框架之中（事实上一直都是如此）。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表明，宇宙中所有的封闭系统只能走向无序化，并只有达到熵的最大值时才获得系统稳定（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系统归零），而只有开放系统才能获得系统的进化与发展，而熵值可保持不变甚至被控制到较小的值。史蒂芬。霍金在他那部科普读本《果壳中的宇宙》中也谈到了更为宏大的自然宇宙的系统结构，一如热力学中所定义的闭合和开放的两种系统。自然宇宙也有着两种不同的生长模型：开放性宇宙和闭合性宇宙。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宇宙，按照哈勃红移原理的发现，所有的星系都在快速离我们的星球而去，表明“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正按多普勒效应在快速地膨胀。以霍金的看法，“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正处于自146亿年大爆炸以来尚未至闭合临界点的一个正在持续开放的膨胀过程中（这个宇宙是否最后将演进成为一个闭合或持续开放的模型，我们均不得而知）。
在这里，以热力学原理来诠释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模型，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意义。至少，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将传统历史观抛在一边，而用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模型来检测它。首先，我们需要对它是否属于一个开放抑或闭合的系统作一个判断。这样一来，从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思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闭合性系统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理解到，为什么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会在今天显得如此虚弱，如此缺乏创造力，因为，在这样的闭合系统中，所有的能量均已由“历史熵”而耗散掉了，可供转换的能量变得极其稀少。甚至，我们还可以将这一衡量标准由宏观压缩到一个微观的自我，来观测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造力，以便自检出这个自我内在系统究竟是属于封闭或是开放？如此一来，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对于中华传统的认识，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全新的角度。“历史熵”的存在，使我们开始转向科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转换。这种转换，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前提…这是2007年，中国置于全球化之中，她的文化与未来，将出现一种开放系统中才有的全新转化。这或许将造成习惯于闭合系统的传统者有一些难以适应。一如元朝兴起的戏剧，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相对于开放的电影、电视以及更为丰富的动漫表现手法而言，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封闭子系统自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如果我们总是想对传统有所保留，那么对于一种更大的能量交换就无法做得到。
就在前天的读书会上，发生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丁东在讲新儒学与21世纪中国时，他的观点被陈斌提出了质问。陈斌问到儒学对于这个世纪的中国究竟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时，丁东则强调了儒学对于个人心灵的慰藉与一个和平和谐社会的价值。一个正在念大三的女孩则就此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新儒学如果真的成立，那么一定就不会仅仅是儒学，当然也不会全然成为西学，而是东西方共融而生的第三种东西。她把儒学比喻成土鳖，将西学比喻为海龟，土鳖和海龟相结合的产物，会成为一个新生的文化（这是颇有生动想像力的）。她认为新儒学只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产物，在未来，儒学和新儒学都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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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4）
这是一个看似尖锐的挑战。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接受着这种挑战（当然也有视而不见的）。而在我谈到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理念并与王琪博的诗并论时，徐恺先生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种反对之声还赢得了掌声。他坚决地认为诗不应当被经济所替代，商业与诗歌绝不相类，也绝没有联系。这种尖锐性已经十分公开了。
我在后来与诗人作了一个简短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看到了诗人对政治以及经济和民生的关注，当然，诗人更关注了许多有关地球的一切。我谈了我的看法：这个世界，一切相关，而不是无关。在客观的世界里我们会相遇，然而在我们个人主观的世界中，在更多情况下，许多传统文化格局中的中国人都有可能会拒绝接受甚至不认同这种客观的联系。
丁东谈到了关于东西文化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直至进入到现代中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争论，他认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并没有超出历史，甚至，这种辩论尚未达到历史上所曾经的水准。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仅就指我们的这些讨论而言）。但是，讨论的水准之外，我们应当看到这场讨论所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这一点，在宏观之中就已让所有的历史与此有所区别了。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东西方的文化争论，似乎在说明，这个国家对于由闭合系统迈向开放系统是多么的不敏捷，而传统习惯又是多么之坚顽，以致使我们无法轻捷地产生更为理想的变迁。这又反映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更多是由我们自身的主观所造就，也是由不变的经验所使然，不愿变化的背后，是我们缺乏刺激和想像力，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种危险并不是让别人超越我们，而是使我们失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获得客观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大本大源的能量）。21世纪的全球化，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力量介入，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压力，也认识到了它的能量，而对于这种能量以及其所带来的商业文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才刚刚开始。也许，50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回观这样的一段历史时，会有许多的感慨。而我的感慨则是：一个客观世界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令我们无法无动于衷，而主观的保守思想又是如此坚顽，以致于让许多人无法获得追求真理的信念，这场博奕之间，胜败是可以预见到的。
一个国家和个人的信念，不应当来自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或组织的主观臆想和利益判断，而必须是源自对自然真理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洞彻。全球世界的开放与融合，将使中国真正获得一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科学时代的洗礼，这将与中国所有过往的历史不同，这也是自中国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再一次裂变，中国将由此而获得这个世界的新能量，而中国本身，亦将由此而不同于任何的历史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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