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或许，孩子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人类更多的启发。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仍然远远不及自身社会与更大的自然世界所客观存有的智慧和规律那么多，也就是说，人类更应当在今天变得谦逊和更加求知好学。中国，这个数千年以来因为单极系统的封闭缘故而导致的思想固守和目光短浅，正在这个21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于内部的，于是，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它意识着这个古老国家终于开始与更大的客观世界相联系了。然而，这种对世界的发现并非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外面的世界”就已经很深刻地开始影响这个国家了。由于系统的缘故，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收缩思想，它是那种走一步而要退二步的奇特路径，总言之，在过去许多次发生的世界探看过后，中国总是要习惯性地回到它所固有的传统模式中来反刍。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人类悠久农耕时期所遗留下来一具庞然的智慧生物，有着社会性的、集体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机能，它也无法在其整体未能发生蜕变之时因为局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不是因为局部的改变，又如何能够导致这具庞然巨物发生根本的改变呢？
全球化之盲（3）
如果设定一个有关“改变”的国家话题，许多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上，并会在“整体”与“局部”两个端点上形成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自中国清未以来的洋务运动时就早已有之）。然而我的看法似乎会与许多人不同。记得有这么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要使一个人将身上厚厚的棉袄脱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阳光更猛烈一些。这则寓言似乎对中国国家的改变更为恰切一些。所以，我的观点恰恰是建议设定一个更大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环境中，我认为可以任由这个国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仍是一个通行于世界的平等并遵重任何一国意志的平等选择权），而同时，这个承载着所有人类的客观世界大可以发展并且变化得更多。在大自然与客观宇宙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态是经常发生并是时刻发生的，这就好比一种恐龙在地球上的生涯，它作为物种而存留下来的，最后只有两种路径：因为环境的剧烈变化而被灭绝，或者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化成为新的物种。我认为海洋中的某些硕大的胎生生物，很有可能就是恐龙进化（或被迫进化）的结果。
这一设想的结论就是：21世纪的中国变迁，在于客观世界的变化速度，这种速度越快，对于中国自身适应外界机能的改变就越强大。在这一客观演进的大规律之下，可以将中国的各种保守和自闭忽略不计。这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顾及人类大局的两全之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延续二千多年而至今的中国文化传统抑或它的思想，今天的中国人爱怎么谈论就怎么谈论，与这个客观世界的运动并无太多关系。哪一天我们谈传统谈得累了，偶尔再看看世界，就会明白更早些时候祖先对他的后世子民所说“日日维新”的真正意涵。
十九世纪的到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单极封闭系统在源自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中走向被动与王朝覆亡的没落世纪。对于日本，则是一个国家维新而自强的关键转折，对于大英不列颠和欧洲，则是一个繁荣与富强并影响人类整体进程的百年。而在北美大陆，则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国家迈向城市与工业大国的开端。美国在这个世纪将目光开始投向世界，并且，来自欧洲的新工业文明以及更多的移民潮和相应而来的种种冲击开始再度震荡这个年轻的国家，而同时，南北内战才刚刚结束，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开始战后重建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刚刚废止，而种族的矛盾并非因此而获得公平解决（这种种族斗争直到20世纪中叶才告真正结束）。在这一个世纪中，美国实在是经历太多，农业的日渐衰落而工业的快速兴起，大片的土地被工厂和铁路所开发，城市高速崛起，整个国家进入到工商事务和金融领域，妇女开始解放，政治上也产生出帝国主义的萌芽，美国国家利益观开始滋长，多样性将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再一次冲击得七零八落，而新的中产阶级力量也由此际而获得了全新的凝聚。在十九世纪，美国所经历的是一场历史蜕变中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内，几乎所有的传统判断都失去了效应，时代的大变动导致政治、法律、道德、家庭和个人都发生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一边是物质的繁荣，另一边则是传统的崩塌，因此，美国被迫或自然地在一片混乱之中开始探寻新的国家理想和社会发展模式。为这一模式起到显在或潜在作用的是一些这样的事物：国家新哲学、民主与社会的思考、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学与经济学、法学与教育体制、移民与黑人问题、反垄断与自由经济市场。这些事物相互渗秀和影响，并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混乱中蜕变出来。1890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蜕变并发育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政治经济实体。这一实体，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在其立国之后的二百多年中，几乎包容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元素和各个阶段的元素并从中浓缩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与商业社会的强大因子，由此而催生出一个超级大国。这种超级实验性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古老中国需要再三考究并借鉴汲取的。这种浓缩式的变迁如果发生在中国身上，其可能的情况大致会有两种：如同美国一样在巨大震荡中蜕变出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是用传统的力量将这种浓缩物的提取过程强行中止。就目前的中国状况而言，情况似乎是第三种，即浓缩式的秩序化蜕变，这种蜕变仍然保持了它的巨大冲击，然而却规避了社会的大型动荡。这是智慧之举，也可以看得出，这同样也是一种真正的大国举措。
从客观宇宙的发展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排除了人类自我意识形态的约束之后，其变迁的路径是足够宽容的。也就是说，宇宙变化的通道几乎无有边界。我想，这也就是人类可以获得发展与演进的真正因由所在。
在这样的“盲人之钟”一章中，我将几乎同时一时间中美国国家演进与发展的梗概与中国作了一些客观事件上的比照，并没有打算引动“彼”与“我”不同的讨论，而是希望将目光投去更远，离开“我”的这种原有并相对固化的意识，将中国权当作为一个“他”来看待，如此，可能会让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更加清楚。即便在今天，这个传统的“我”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仍然是大行其道的。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全球化之盲（4）
这好比张君劢先生倡行的“新儒家”，在儒家思想的千年流变中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今用”与“复兴”的源由，这股思潮之背后，是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宏论。对此，我一直都有着一种奇怪的疑惑：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产业体制都显得苍白而毫无竞争力，却是没有一个有关中国“经济与市场危机”的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来了，经济也高速增长了，物质也大大繁荣了，而反过来，谈论中国“产业安全”与“市场安全”的论调也相应而生了。这中国的文化尚没有完全开放也没有真正予以大刀阔斧地变革，怎么就有了“文化危机”了？这种危机感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想起十六世纪的另外一位弗兰斯西。培根，他与那位早于他三个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在对待人类的“愚昧”上几乎有着相同的憎恶。这位培根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崇学论》，他也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的创造者。在他最出名的概念中，“幻象”理论是他用来指出人性中使人自陷谬误的种种坏心理和坏习惯（在此将之视为传统也是正确的）。在“洞窟幻象”中，他指出人类所极易陷入自我设定的成见而不能自拔，以致产生出错误认知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由这些观点再度影响到人类更多，从而发生出整体的畸变。我想，对于儒学也好，还是新儒学也好，这种脱离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的中心价值追求的单一文化观，都可以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洞窟幻象”。在这种“洞窟幻象”中，对于外界的种种变化和影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引至人们恐惧和危机感完全是成立的，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危机”，而在于“不知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吓自己”。
这种“自己吓自己”与“精神自慰”甚至是完全的一对孪生子。这种自设的惊吓程度越大，则自慰的行为就愈严重也越频繁，直至完全归复到传统的躯壳中。我在稍前的章节里讨论过这种单极闭合系统的集体心理特征，而“新儒学”，正是这样的一件传统躯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那一只洞窟。洞窟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还处在野蛮或农耕的时代，洞窟是很适合我们的，可以慰抚我们的心理，规范我们的行为，领导我们的思想，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飞跃了，那么，最好的重建方式就是走出洞窟，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到更大的世界中去。
对于儒学，我们也没有否定它的任何意思。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大可以惊叹在如此久远的年代里能够诞生出如此伟大的建筑，我们也大可能来研究它的构成与原理，然而，我们也绝无必要再住到这样的建筑里去。对于儒学的态度，也是最为恰当的。这就象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唐朝去当一个藩王，回到清朝去做一位格格，回到辛亥再闹一场革命，回到三十年前再来一回“三来一补”，中国大可以向前走得更多，走得更远。因为只有未来才是无限的。
这样的未来，怎不令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想像得更多些？所以，这个21世纪的中国新历史，需要的是想像而非其它。这也是我们摆脱“盲人之钟”的最好办法。
软建成：新东方帝国（1）
2006年11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大国崛起》，似乎在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国家将要在21世纪去向的目标。一个礼拜前我在西南政法学院的LPC研究生实践班讲课时，课目就是：大国战略和软实力。当时赢得了同学们的很大欢迎。课间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学过来与我讨论，其中一个同学就提出到：他们面对今天的世界也感到了一种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他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世界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和更正确一些？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这些将要登上中国政法岗位的研究生们，在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中和企业家以及文化和思想界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困惑，甚至更加明显。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大国文化和意识的缺失。矛盾与困惑的产生在于：当一个更大的世界格局尚未具备而我们的心智又不能停止对这个全球化世界的感知时，这种焦灼就会自然形成，这就犹如一个盲人听到了汽笛的声音而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