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启蒙-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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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佛教“佛在心中”的观点。这人待人接物忠厚善良，心中有佛，看人便也像佛；而待人刻薄算计，心中有污垢，看人便也有污垢。而品格的差异，又是像男女差异一样是由身体差异而来。因而意识的个体差异，实在是因为个体本身之间的差异而来。
文化震惊不但与外国/外地/外族人的初期交流中体验强烈，就是在国外生活了数十年，也依然能不时的体味到文化差异的冲击。个体在特定生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世界只服从建立起它的这个特定的基础，因而文化差异即便在生活于异乡几十年后仍然能震撼心灵也就可以理解了。
英谚云“IT IS ALWAYS SAID THAN DONE”，汉语口头禅也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知易行难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此时此地，意识世界也只是以此时此地为条件和范围，超过了时间和地点，意识世界的内容便大不相同了。所以一个以观者或想像者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远远不能符合作为行者和实践者的环境，二者角度不同，环境、时间等形成意识世界的结论的一切前提皆不同，因此前者得出的结论远远不能适应后者的情况。即知易行难。
每个人都可以从一件事中发现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视角。
这是因为所有事物都有无限多的视角可以提供，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对于人这种具有多种先天局限的生物而言，它所生活的环境永远存在未知的东西，它所知道的东西永远只是部分。世界可以被人无限发现，每一种认知都具有局限性，都是相对的（真理永远是不确定的，无法把握真理）。意识世界的作用仅仅在于维持主体的既有良好，而不在于反映真理。
因而说人具有主观能力似乎是句废话。然而我想说的事实却是，短时间内产生的判断、选择和深思熟虑、丝丝入扣的推理、分析一样，都不是主观世界运作的结果，而是人体在生存过程中形成并固化下来的各不相同的道路的反映。一个人能迅速对一个问题形成独立判断，与其说是主观世界的独立和成熟，毋宁说是表明这种生存道路的独立和成熟。
——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因为主体所处环境不同，形成的认知难免不同。一种认知只适合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认知只是为主体并且只是为当前的主体服务，这就是所有认知的局限，也是上述所有差别的原因。
四．语言问题、历史问题与科学问题
1．语言问题
我把作为意识世界交流工具的语言在不同主体使用过程中难以弥合的微妙差别称为语言问题，它很好的体现了意识世界在众多相似之处掩盖下的巨大裂痕。
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言上，一种语言对某些事物的描绘非常丰富，同样的事物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则显得很贫瘠，对声音、气味的描述，每一种语言都较对颜色的描述贫乏的多……这些使语言在交流过程中无法实现精确。同样一个词语，如“棒棒糖”、“性”、“天堂”等信手拈来的几个词汇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中产生的反应也迥然不同。不同阶层、性别、年龄段的人在语言使用与交流上存在类似于各种文化间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这样的差异还可以具体到任意两个人之间，即使他们的差异非常小，但是只要有差异存在，便会反映到对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上。
尽管语言是作为各个意识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而得以存在，但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微妙差别却仍然无法被弥合。因为语言是对意识的抽象，并且不是抽象的过程，而是抽象过程的结果；因为任何所谓的理解都是主体对客体的近似，都是以主体自己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说语言是可以交流的或者它能充当交流的工具，或者主观世界之所以能给人制造可以交流的假象，其实是因为在生理结构上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可以分享。种内的语言交流和种间（如狮子与斑马、狗与鸡、猫与老鼠等）简单的眼神、吼叫等信号刺激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信息的形成和反馈过程。只不过结构越是接近的物种之间，这样的分享也越多越容易。人与狗较与猫相处更容易一些，是因为在进化程度上人与狗更接近。人与蚂蚁无法交流，而蚂蚁之间却能形成复杂的社会。人类的语言是所有种内和种间交流机制中最复杂的，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些交流机制间都没有本质的差别。种间交流简单是因为形成基础的简单，导致交流的相关之处太少。而种内交流直至人类语言交流的复杂则是因为相应的形成基础的复杂。
但是尽管语言的基础是大量共同的相关之处，然而彼此的基础之间仍然相互独立，因而据此说语言之间可以交流其实依然是不确切的，尽管语言从总体上看大同小异，彼此的差异却同其形成基础的差异一样不可弥合。语言作为意识世界的产物而成为意识世界互通的工具，实在是一种错觉。
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不仅诗如此，所有的作品尤其是表现意识世界丰富内容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之后总是会失去很多神韵。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可能精确进行，翻译始终无法弥合两种文字间存在的微妙差别，就是因为形成语言的基础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
语言之间存在的即便是最细微的差别也无法通过交流弥合，因为单纯的语言并不能改造形成它的基础，只能反映其形成基础。语言被当成交流的工具只是因为各种语言作为意识被抽象后的结果，在反映对应的形成基础时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如此之多以至给人造成了可以交流的错觉。因而语言与其说是主体用来交流的工具，不如说是用来反映主体的工具。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和一个纵情声色的女人之所以没有共同语言，只是因为被反映的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太少，而若特定时期能有共同语言，则只是在该时期在特定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同其他时期一样，语言在该时期内的作用同样是反映，而非交流。
2．历史问题
历史是无法被还原的，虽然对历史的研究一直以还原为目标。我把历史无法被还原的这个局限称为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其实是意识在个体性局限之下如何被取舍和解读、严重一点说是如何被扭曲的表现。研究历史的过程必然是有所取舍的，历史被以特定的方式抽象又以特定的方式被还原，因而研究历史的结果必然是有所偏颇的。
人能还原历史吗？不能。人只能抽象历史，只能对历史有所取舍。历史问题的意义在于为现实服务，不同的现实使人对同样的历史有不同的解读。而历史究竟如何？不知道。历史永远是偏颇的。
从封建说起。关于“封建”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书屋》2001年第5期罗建著《糊涂的“封建”》。本段引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此文，注明出处的也转引自此文。
封建原意“封土建国”：封土地于诸侯，诸侯于所封土地之上建立邦国，受封者听受于封者，定期朝贡并提供劳役赋税，在封土内则享有世袭治权。封建之制行自商周乃自黄帝直至战国时期，以周代为甚（《说文》、《左传&；#8226；桓公二年》《左传&；#8226；僖公二十四年》、《史记&；#8226；二王世家》等均有相关记载）。封建制的崩溃完成于秦，秦废封建、立郡县建立统一的集权制国家。这在《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汉书》中均有记载。唐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明确表述了那个时代对“封建”的看法。历史上的“封建”与今天的“封建”所指实在大异其趣。即便是民国时期陈寅恪、胡适也从不以封建指称秦以后的两千年历史，其他学者如郑振铎、蒋伯潜、蒋祖怡、张荫麟等也在相关论述中表明了相似看法。即便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曾有过“反封建”一说。中国遥远而相对短暂的封建社会确立了泱泱中华延续至今的精神命脉，其文化之繁荣、人性之美盛达到的高度实是之后两千多年的集权社会所不及。
让人痛心的是党争之后，成王在遵循（其实是被教条化和修正了的）*主义根据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划分历史形态的名义下，以集权专制压倒人文精神，以一党之私“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之谱系”。
又如太平天国。在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天国被描述为伟大的农*动，然而再看看《书屋》2001年第1期牧惠先生《游民文化与太平军》一文，由其中对太平军的描述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与全国统一教材对太平军的评价相比，牧惠先生文中所引述的各类史料对太平军的记载让人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读者会很自然的认为这不过是一帮暴民和流寇荒谬乌合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潜伏着疾病而又疏于防范的社会一次突然发作的癫痫，它的灰飞烟灭与其说是*的结果，不如说是自取灭亡。甚至毛泽东也认为：“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毛选》640—641页）此文依据全面翔实的资料描绘出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根本就和宣扬中的伟大壮烈的农民起义不沾边。并且该文史料丰富、论据充分，与其说是简单的论述，不如说是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提炼。由此体现出来的客观公正是历史教科书简单而武断的结论根本无法相比的。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义和团的历史评价上。
3．科学问题
对于个体性局限意识在科学上的表现，读者可以参见《以科学为名义的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一文。
五．对精神障碍的误认
作为个体性局限意识的另一个典型例子便是精神病患与常人之间的不可调和。常人对精神病患投以鄙夷或者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为他们认为精神病患者不可理喻；然而就如正常人的行为方式有章可循一样，精神病患的行为方式同样有深刻全面的历史渊源，因而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两种精神世界难以沟通的原因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世界缺少什么能动性（事实上它根本没有能动性），而是精神世界赖以建立的全部基础——从先天遗传因子到后天生活环境——都完全没有共同之处。
如果像从正常人的角度察看正常人的意识世界那样从精神病患的角度察看精神病患的意识世界，则最严重的症状都会像最正常的表现那样可以被完全理解。精神病患之所以被无情的轻视和排斥，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出现病态，而更多的是因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导致产生他们这些病态精神世界的生存基础被无情的忽略了。正常人以自己相对正常的生活标准衡量周围的人，这在其他为数众多的正常人中产生共鸣，但是对精神病患而言这样的标准却显得非常不协调。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精神病患的生存状态以及导致精神病症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