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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沉重的翅膀-第34部分

小说: 沉重的翅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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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
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
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
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
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
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我问他:‘怎么过瘾’“他反问我:‘您看过吗’”我逗他:‘没看过。’“他说:‘您怎么不看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
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1止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
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
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于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
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喂,哪里”“你要哪里”“找谁”“你是谁”“找他有什么事”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
“说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觉,还和被写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长——也就是阁下,勾勾搭搭,编辑部不该发我那篇文章,诸如此类。”
“我很抱歉。”
郑子云打心眼里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并不新鲜。连大名鼎鼎的某记者,写了一篇为好人伸冤的报告文学,不也让人糟踏得一塌胡涂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夏竹筠“啪”的一声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郑子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电话机,好像夏竹筠会过来砸它。
“不,不必,谢谢。告诉您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您当心暗箭,我估计这匿名信是田守诚手下那些人干的。再见!”“再见。”
太过分了。
有过很多不愉快的事,郑子云可以不去计较,但不计较不等于不存在。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各个方面到部里索取讲话稿和听取重工业部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负责,因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起实际作用的人,是了解情况的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做过不少研究,还到几个工厂去蹲过点,郑子云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少情况,都是他们总结、提供的。
田守诚事前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会后又对会上未能贯彻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兴无灭资”的讲话精神很有意见,后来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业部了解这一工作开展情况的单位,一律由林绍同组织接待。
用意很清楚。郑子云不愿把这件事的动机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们日日夜夜辛劳的结晶。
现在,又去糟踏一个无权、无势,没有反抗和保护自己能力的弱女人。这些人对付恶,是那样的懦弱、胆怯,对付一个女人,却是那样的强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抱歉为了什么你要替她做什么”天哪,她想到哪儿去了。
郑子云定睛看她。


第二十八章
闪着珠贝一样色泽的拖鞋里,是一双如普希金在诗文中多次热情描绘过的、迷人的小脚。那双脚,裹在进口尼龙丝袜里。白色丝绸的睡衣上,绣着两只暗红色的凤凰。茜色的、洒满银色小花的绢扇,斜躺在丰腴的腿上。
精致,淡雅。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包括那头用乌发乳染黑、用阿莫尼亚水弄鬈曲了的头发。
只是她座下的沙发套子,相形之下,太过寒伧。
在这简单的,凑凑和和、得过且过的客厅里,她像天外来客一样显得不真实,让郑子云想起“七仙女”、“画中人”那一类的故事。
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每每郑子云越是细细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
“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夏竹筠恨透了郑子云这种居高临下的绅士派头。一个喜欢胡搅蛮缠的人,老是激不起对手的反应,比有个可以打平的对手更让她感到恼火。夏竹筠和许多浅薄的女人一样,并不知道夫妻问最理想的关系,莫过于恩爱和谐,互敬互重。她喜欢炫耀自己对丈夫的支配权以及自己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尤其喜欢当着外人,一展夫人的威风。而郑子云这种该死的绅士派头,明明地透着一种彻骨的轻蔑,像一道铁门,把她拦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使她超越不得。
“你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讲话。”
夏竹筠恨得用扇子骨敲着沙发的扶手。
“我觉得你好像得了一种猜忌狂。你防范这个女人,防范那个女人,恰恰不防范你自己。为什么把你自己看得这么轻,又为什么这样死乞白赖呢我对有些女人感到不理解。她们年年过三八节,天天高喊妇女的解放,回到家里却和依附于丈夫的旧式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我以为仅仅把妇女解放运动理解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妇女解放还应该靠自己的自强,而不是靠——”
他停下来,看着夏竹筠的头发、服饰。“她应该不断地进取,让她的丈夫崇拜她的人格、精神、事业,而不是把她当做一朵花来观赏……”
他还想说,借婚姻的锁链,把自己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办法,是消极的办法,是妇女无能和无志气的表现。只靠法律和社会压力把丈夫和自己压合在一起,反映了妇女人格上的不独立。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如果没有事业和理想上的一致,爱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维持。恩格斯说:“婚姻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肉体生活,也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
在这方面,知识水平、共同的志趣,往往是爱情的基础。
但是他打住没说,他知道,她不但昕不懂,而且还会导致极大的误会:以为他有了外遇,要和她离婚。
何况活到六十多岁,又忽然心血来潮地研究起什么是爱情的基础,岂不滑稽!说到底,这东西影响他吃了,还是影响他喝了,还是影响他当部长了契诃夫说过:“爱,或者,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东西,一种本来是伟大的东西的残余;或者,它是一种将要成为伟大的东西的因子;可是现在,它却使人不满意,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的少得多。”
既然如此,顶好的办法是不要希望它。
也许他自己才应该上医院,他的神经准是出了什么毛病,鬼知道。
他现在希望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倡议,将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也许五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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