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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

霹雳娇娃-之巾帼八杰-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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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款问题,他到处奔走四处游说,五亿美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批准了。

  不料4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

  与这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

  陈颖弘,蔡映雪,赵欣茹,孙美萍,朱凤春,潘淑琴,柴倩如,田秋芬她们又被推到前线;这是蒋介石对她们的考验;也是毛人凤的一招险棋;可以一箭数雕。

  她们肩负多重使命;包括毛人凤让她们寻找郑介民的破绽;国民党方面代表团的保卫工作; 对中共的情报搜集工作。

  4月中旬,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急匆匆飞返中国。

  他先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

  4月18日,马歇尔从北平飞往重庆。

  刚下飞机他就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城;而政府精锐的新一军却未能攻下四平街。

  蒋介石急于会见马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全撤出东北。”

  马歇尔大为惊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有戒心,怕国民党在东北撤军,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就忙给蒋介石打气。

  当晚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石再次见面。

  蒋介石向马歇尔要求,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多,会导致内战加剧,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接着马歇尔安排与周恩来见面。

  经过几番商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要求。

  但必须采取几条措施: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割开来。

  禁止双方调动军队。

  解决交通问题。

  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

  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在马歇尔调处下,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泽东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6月7日正午休战。

  与此同时,重新开始谈判。

  二.

  1945 年 5月,郑介民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后又担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

  他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

  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

  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

  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

  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

  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

  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

  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

  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

  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人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可以不受法律制裁。

  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

  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

  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某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

  郑推说:“要由领袖来决定,我不能管。”

  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

  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

  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

  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

  “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毛说,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说实话,对于搜集郑介民的材料陈颖弘她们还是很上心的,不单单是因为毛人凤把她们在上海被外放的责任推给郑介民,主要是要得到蒋介石,毛人凤的信任,就要使他们内斗,这样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第一三三章。 安平镇事件
一。

  南有枫桥;北有香河";; 香河历来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风淳朴,社会和谐,香河县地处京津冀交汇处,素有北京“金三角”之美誉。

  平原沃野,绿水碧波,林网密布,营造了香河绿色的宜人环境。

  四面小河环绕,水中芰荷盛开,景色秀丽,香气袭人。

  时城东南滨水,掬觉微香,故名香河,由此得名。

  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即发生在县辖安平镇,使香河成为历史关注的焦点。

  1946年 抗日战争结束快一年了。

  1946年7月29日上午11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十一团战斗巡逻队乘二十余辆吉普车,卡车由天津方向沿京津公路向北开来,在行驶到安平时,突然向我军发动攻击。

  制造了“安平镇事件”。

  作战过程中,解放军才发现有美军60余人配合国民党军的袭击,立即向有关部门汇报。

  双方在战斗中均有伤亡。

  午后,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一部自天津赶来增援,解放军守军为防止事态扩大,战斗持续了十多天,双方增援军队数千人。

  安平事件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全国各报刊都予报道。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安平镇事件》的社论。

  全国各阶层也纷纷指责肇事的美军,要求美国停止援蒋打内战。

  八路军进行了自卫还击,并向美军提出严正抗议。

  而北平某报却称,美军三十一人乘十一辆卡车自天津出发沿平津公路至北平途中,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突遭中###队袭击,美军有若干人伤亡。

  美方代表即给执行部叶剑英代表发出备忘录。

  与此同时,叶剑英分别收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

  他们都报告说,7月29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向我香河地区大举进犯,占领我安平镇。

  违犯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昌黎会议关于美军不得自驻守防地外出的决定,是非法的侵略行为。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

  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

  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

  二.

  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

  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 

  既然派遣执行小组是履行停战的主要手段,那么,往哪些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就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突出问题。

  国民党方面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以便谋取军事上的好处。

  面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同中共方面人员一起,商定了对付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基本办法:在解放区军队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在蒋军集结重兵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他们的调动。

  在他们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

  在他们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便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叶剑英得知后,当即致函执行部美方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就安平事件提出抗议。

  叶剑英看到,虽然美军和国民党早已勾结一气,但现在是美方进一步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美方已失去调停人身份,变成当事人,谈判因此也由三方变为两方之间的事。

  叶剑英向罗伯逊建议马上派调查小组前往安平地区,得到国民党和美方同意。

  派往安平的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在北平总部就开始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辩论。

  国民党方面一味寻找借口,拖延小组出发日期,直至国民党军第一期进攻香河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才答应执行小组去实地调查。

  由于美方卷入争执,不宜担任当然主席,经过中共方面提出,另两方只得同意由三方人员轮流担任主席。

  由于中共,国民党和美方各执己见,调查陷于僵局,中共方面即根据调查材料公布安平事件真相。

  马歇尔在官邸与蒋介石商谈安平事件处置基本意见。

  8月5日,病愈后的司徒雷登与马歇尔,

  蒋介石一起交谈安平事件善后方案。司徒雷登利用这个机会,向蒋介石说明了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委员会的打算。

  司徒雷登“建议由国共双方各指派两名代表”,由他作仲裁人成立一个被人们“五人委员会”,“会上可以就各种问题进行争论,无须作任何承诺。”

  蒋介石表示同意,提出一些先决条件,首先是承认国民党军队新占领的共产党地盘。

  司徒雷登下山,回到南京。

  当晚他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转告了蒋介石的条件,谈了五个小时。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在我讲出那些先决条件后,周恩来向前倾着身子,低垂着头,神色沮丧,有好几分钟没有开口。

  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了,这似乎又出现了国共妥协的可能性。

  但是双方的疑虑和恐惧以及互相对立的目标和思想意识每次都成了主要障碍。

  不管共产党人的意图如何,我确实感到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条件来实现联合。

  国民党人则更为犹豫和多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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