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困惑-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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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一经传达，便宣布*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直至各个角落开始了人斗人、人整人的长达十年的内战！城市乡村一个样，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战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第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大地！各级党组织从来没有过的瘫痪了！政府部门瘫痪了！唯一主宰国人命运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指示”，没有任何死角，没有世外桃源，几乎没有第三者……
*虽然过去了40余年，但满心伤痛依然给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记忆……
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世代受到有钱有势人的盘剥、欺压和凌辱。祖父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实巴脚的忠厚人，一辈子没有穿上像样的衣服，每年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没有鞋子），黑黝黝的满身尘土……一辈子没有吃过饱饭，主要饭食是谷糠、麸皮掺和秫秫面蒸的窝窝头或野菜、白叶子（地瓜叶）贴的锅巴或者是清的可以照人影的“薄稀饭”。瘦骨嶙峋，肋巴骨鼓起老高，就像现在用的搓衣板。……他非常孝顺，太祖母患病卧床没钱医治，他向祖庙许愿：“如果让母亲病好，他一定从家中一步一个头磕到庙里，烧苦香。”也许是神灵真灵吧，太祖母的病逐步好起来。为了兑现所许的愿，当年大年三十上午，寒风刺骨，地面上冻了一层白白的霜，他光着上身赤着脚，从家门口开始，一步一个头一直磕到离家400多米的祖庙里。勤劳节俭是他的美德，善良谦恭更是受到村邻的称颂，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一个字的脏话……。这样的家境，使我的伯父、父亲、叔叔养成了人穷志刚的脾性。1942年，日本鬼子进占了我的家乡，人民群众的日子更加艰难，12岁的叔叔被迫出外当学徒，伯父、父亲跟着共产党拿起了枪打走了小日本，又与国民党中央军打了几年，他们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的两个姑姑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救了我们，我们从那时起就更离不开共产党。我的家庭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眼中钉……解放后，我的叔叔也回来了，他们都当了干部，且都是团结群众、两袖清风的干部。
我是家中长子，初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了工作，并且14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入伍当兵后，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五年中，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学毛著标兵并荣立三等功一次。退伍回乡后，搞过社教，当了基层干部。那时候就是一门心思跟定共产党，干好工作，当好共产党员。——1966年11月，就在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时候，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了*。会议结束我回到家里，“勒令”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到我的家门口墙上。我被批斗、挂牌游街、管制劳动，一个时年24岁的我，竟被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栽污的不成人样——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大度的任人栽污！——那个时侯，谣言说了三遍就是真理。什么好人，什么坏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就要被批斗，就要被管制！什么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什么人格名誉，随时就能受到诽谤、侮辱或遭受攻击！正在我为此大伤脑筋，迷茫、困惑的时候，“造反派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我脖子上挂有一块特制的大纸牌，上写“打倒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张广民”，拉我上街游街的时候，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举在前面一起游街；在将我拉到台上批斗的时候，他们栽赃陷害的“一系列罪名”原来是由两个“四不清下台干部”上台宣读的；当我提出质疑，要求澄清时，他们不让我说话，对我动手动脚；由此引起台下革命群众的不满，他们要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让被批斗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严厉谴责“四不清下台干部”借机打击报复！忽然间，台下群众轰动起来，一些群众窜上舞台，把戴在我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摔碎，将两个“下台干部”拽下台去，你推我搡……主持全公社“抓总工作”的武装部长听到反映，立即前来平息。第二天在梁山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一场近似噩梦的屈辱使我一度心灰意冷，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蛮横不讲道理的滋味！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为什么一些人会对我这样？思来想去，还是什么都不干的好。于是在家除去参加集体劳动，就是看书学习。东不管西不问，倒是“无官一身轻”。不过，在那个不讲理只讲阶级斗争，只讲自己不问是非曲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任何人想安静一下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1967年初，一支支左部队进驻全县以至各大队，那些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士兵听惯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课，哪里懂得农村中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在那个“谁被部队支持谁就是左派”的“格言”声中，“造反派们”争先恐后的、想方设法地接近部队，争取具体的支左士兵的支持。于是，“不是有点什么，就是为点什么”的“造反派们”或甜言蜜语、或请客送礼、或美人迷惑……等等，争得了“支左”后，便一发不可一世。某某是异己分子，某某是反革命，某某是阶级敌人，随时随地就可以被他们指认。一个小小的大队，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直至一个家庭，霎时间被搞得底儿朝天！既然怀疑一切，那就是任何人都将被怀疑！既然是打倒一切，那就是一切都将被打倒！什么是？他们说的就是。什么非？除了他们，谁说的都为非。不相信吗？请看：老实巴脚人家的祖林碑说砸就砸，家族族谱说烧就烧，因为是封建的“四旧”嘛；共产党员说管制就管制，贫下中农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为这些人妨碍了他们“闹革命”！各个大队，各个村庄，到处是批判会场；各个集市，各个街道，到处是游街人亮相的地方；大队书记们，大队长们，生产队长们……一切被他们视为异己分子的人们，任由他们用墨汁涂黑了脸，头顶带上花纸糊的或逮鱼用的一米多长的“独篓”在众人的押解下游乡游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嘛！
俺们庄上的张新忠是贫农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干民兵、排长，工作认真负责，立场坚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的志愿军干部，共产党员，总支书记。对共产党可谓赤胆忠心，就是与他们不一条道，看不惯他们的胡作非为，于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现行反革命”宣布逮扑，坐了大牢！那是什么年月？不是亲眼目睹，不是亲身感受，说出来有谁会相信——这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后插黑手”的“当权派”，由支左部队当众宣布对我和其他五个共产党员、两个群众实施“监督劳动，管制生产”。此后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压力就会产生反抗力，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这是物理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上的具体人的身上，就会产生能动的反抗力。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当他感受到压迫或承受到压力，他会本能的在心里积聚反抗力，当压力使他难以承受时，他将会利用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你想想，一个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里按，有谁能愿意呢？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小是个干部，虽然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性使我们忍受着一切屈辱。
1967年4月，党中央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群众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消息传来，受压群众奔走相告。于是积压成怒的反抗立即爆发出来！徐州成立了踢派，各县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请当了公社踢派的头头。开始大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责和批判支左部队的错误，指责支派（被支左部队支持的一派）的错误，赢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谓形势“一派大好”。对此，支派干群心理上产生了压力，积聚了反抗力，结果爆发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拦截踢派的“”流血事件，从此武斗不断，且逐步升级……人们过上了夜不能寐，日无宁日的生活。几乎到处一样，各地若此……
大概毛泽东觉察了什么，1968年8月，他向全国发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看样子，这位可敬可怕的领袖想“刹车”了。不过，太晚了。由他一手制造的全国性战火方兴未艾，急于刹车，谈何容易？“造反派们”仇恨日增，互不服气，“抢夺”来的武器弹药正在发挥战斗力。什么革命左派？什么革命组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真理。有谁还能听进“最高指示”？打吧！“枪杆子里出政权”！全国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荡不间断地涌向北京！中央忙乱了，周恩来总理忙坏了，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
公社踢派调集了枪支弹药，支派也在调集枪支弹药。眼见一场生死决斗在所难免！“革命群众”在备战，“头头脑脑”们在谋划，处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们在焦虑！也许是苍天有眼吧，支派头头在从连云港调集枪支弹药返回的路上，途径宿迁时，被当地造反派连人带枪的抢了去，几经周旋，结果放了人，没收了枪支弹药。……支派没有了枪支弹药，随即避之夭夭。踢派没有了对手，自然就安然自处。公社有幸避免了恶战，避免了伤亡。
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生活，几次企图辞去头头，回家过安静的日子。可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