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博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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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涉及中国的一系列混乱条约中所能得出的最满意的结果”。
中国人备受打击。陆征祥发信给威尔逊严肃地说，中国人曾相信十四点原则，相信它用新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许诺。“我们指望公正和公平，但结果让我们非常痛心失望。”威尔逊的顾问几乎一致要求他反对日本的要求，不论后果如何。布利斯打算辞职以避免在和约上签字，在同僚兰辛和怀特的支持下，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对威尔逊说：“如果警察可以保留捡到的钱包内的东西，而只把空钱包交还失主，并声称他履行了职责，那么日本的行为就是可以容忍的。”他还从道德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日本能得到山东，为什么意大利不能得到阜姆？他总结说：“和平令人向往，但还有比和平更珍贵的——公正和自由。”
威尔逊尽力减小损失，这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对医生说：“昨晚我一宿没睡，满脑子都是中日争端。”格雷森说他从未见过威尔逊如此憔悴。威尔逊坚持要求详细说明日本在中国的所得，要具体到山东铁路警察的组成（将由中国人组成，必要时，有日本领队）。4月30日，当山东条款提交四人会议做最后商议时，他再次得到日本的口头承诺：日本最终会把山东的主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坚决拒绝付诸于文字，声称任何妥协迹象都会激起国内民愤。
这时，消息传出，局势对中国不利。巴黎到处都是谣言。4月29日晚，在法的中国留学生在丹东街举行了一场激烈的###，人们纷纷谴责西方。后来成为日伪政府首领的汪精卫用流利的英语警告说，中国人可能采取过激反应。一位学习艺术的年轻女生呼吁停止和谈——“我们必须采取武力”。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陈箓提交了一份决议，谴责四大强国，尤其把威尔逊单独提出。###全体一致通过该决议，当晚美国加强了威尔逊的安全戒备。
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得到详细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人绝望地扑倒在地。当晚，贝克来到鲁特西亚酒店传达威尔逊的申辩和同情，他发现中国代表团非常沮丧，责怪威尔逊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一些人想立刻离开巴黎而不愿在和约上签字。顾维钧后来对贝克说，只有得到政府的直接命令，他才会在和约上签字。“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在世界的另一端，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谈判。中国代表团遭到电报的轰炸，学生组织、商会甚至工会表达了他们对威尔逊十四点的信心，并相信和会一定会尊重中国的主张。5月的第一个周末，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报道，山东权益将转交日本。中国民族主义者忿忿地批评政府，但对西方列强更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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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7）
5月3日晚，星期六，北京大学（爱国运动的中心）学生召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计划第二天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会议群情激愤，学生们一致同意发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一位青年破指血书，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租界的中心——青岛。
中国爱国人士的愤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谴责山东决议上。一位学生回忆说：
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震惊不已。我们突然意识到外国列强依然是自私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大骗子。我记得5月2日晚，我们几乎都没睡觉。我和一群朋友谈了一夜。我们得出结论：世界迟早要爆发一场更大的战争，这次大战将在东方。我们很清楚我们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再相信所谓的伟大的领导人如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看着中国痛苦而无知的群众，我们觉得必须要斗争。
5月4日早上，天气凉爽多风。午饭时间，3000多名游行者汇集天安门广场。许多人穿着传统的丝制长袍但有些也带着西式圆顶硬礼帽。游行队伍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领导者拿着一份宣言，上面说：“这是中国生死搏斗的最后一次机会。”下午2点，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并向外国公使馆进发。当队伍到达被怀疑为日本汉奸的官员宅邸时，人们情绪非常激动，他们冲进房屋，砸碎家具。由于没有找到部长本人，他们把藏在房间里的中国驻日大使痛打了一顿。政府企图通过逮捕少数学生代表以镇压该运动，结果却火上浇油，使群众更加激愤。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街角分发传单。游行运动蔓延到其他大城市，非学生人群——从码头工人到商人都纷纷加入。结果，政府被迫妥协，并向逮捕的学生道歉。
###使另一个和会告终——在上海举行的试图调和南北矛盾的和会。南方试图利用民众情绪，要求北方反对中日战时协定并拒绝接受山东决议。这对由亲日派主导的北方来说不可接受，上海和会就此无限延期。由于连那一点渺茫的希望都破灭了，中国又陷入了九年分裂和内战。
5月4日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它代表了知识界###的整个阶段，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抵制西方。1919年之前，他们寻求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通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范例。有些人一直对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感到不安，共和国的失败以及欧洲列强在战争中互相残杀更加剧了这种不安。在巴黎和会期间充当观察员的某知名学者写信回国说，欧洲人就像“沙漠中失去方向的旅行者……他们完全绝望了……他们曾经怀有科学万能的梦想，但现在谈论的全是科学的破产”。
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大，1919年中国人找到了另一个可行之路，不是回到传统道路而是俄国的新秩序。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通过一次大胆行动而一跃向前的范例。对西方的幻想的破灭、1911年之后对西方民主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俄国提供的道路，都使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那就是：1919年夏，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放弃沙皇时代从中国夺取的领土和租界（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从未如此承诺，但当时中国人对俄国的慷慨印象非常深刻，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
巴黎和会一年之后，一群进步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1919年5月游行的领导者都成为党员。曾经在街角散发传单的人文学院的院长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下，共产党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
在巴黎，顾维钧竭尽全力使和约对中国有利，但徒劳无功。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因为1919年6月，中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拿不定主意，因此没有任何指示和命令。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包围了鲁特西亚酒店以防止任何代表离开。最终，中国于1919年9月与德国签订和约。
通过施压，日本得到了山东。这究竟是因为它的欺骗，还是像其他国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它威胁不在和约上签字？证据混杂，两方面都有。1919年4月，山东问题谈判到达高潮时，东京政府命令，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同意国联盟约。至于其政府是否意识到国联盟约是对德和约的一部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与此同时，国内文件显示日本害怕被孤立。如果和会坚决拒绝将山东转交给它，日本很可能就妥协了。4月30日，四人会议最终通过山东条款之前，日本首相原敬对在巴黎的代表说，如果遭到拒绝，就等待最新指示。
在巴黎迎接胜利时，日本人心情复杂。代表团回国时，群众抗议他们没有实现种族平等条款。西园寺在对天皇的正式报告中道歉说：“很遗憾，我们没能实现全部梦想。”然而，他指出日本在世界的地位比1914年时提高了。另一方面，日本代表团离开巴黎时确信美国将阻止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也许，他们是对的。1921年，沃伦·哈丁当选总统，美国政府更加反日。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中国和贷款联盟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日本公民在美国遭遇歧视，本已紧张的美日关系继续麻烦不断。
赢得山东在其他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国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严重阻碍了日本在中国的计划。另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受到破坏。英国人开始认真考虑盎格鲁与日本海军联盟的未来。西方人坚信日本是“黄色普鲁士”。1919年夏，寇松先对真达然后对日本驻伦敦大使谈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他认为日本坚持在中国的要求是不明智的，既使中国敌视，又使英国忧虑。他督促日本大使考虑英日关系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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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8）
没有料到反对如此强烈的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应该遵守诺言归还在山东的租界。1920年初，日本试图与中国政府协商从山东撤军，但中国拒绝讨论该问题。1921年秋，日本作了第二次尝试，并提出它放弃山东权益的条件，但中国政府拒绝明确回答。
最后，在华盛顿解除海军武装会议上，由英美作调停人，日本终于和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在山东的全部主权。从青岛通往内陆的铁路通过复杂的计划售还给中国，但该计划使日本又把铁路控制了十年。中国很可能遭受了财政损失，因为，正如日本人所发现的，这条铁路毫无利润。1922年，日本在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保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37年，该保证失效，日本入侵中国大陆，并控制了山东以及所有沿海省份。
参与巴黎和会的代表后来从事了不同的职业。1919年6月，巴黎和会崩溃之后，陆征祥对外交失去了兴趣。他担任了几年中国驻瑞士大使。1926年，爱妻逝世之后，他加入比利时的本笃会修道院，并最终升为修道士。他于1949年去世，被埋葬在布鲁日。顾维钧则几次担任外交部长、总理以及驻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大使。他是国联的中国代表并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从1966年到1976年，他还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他的九十大寿。美丽的印度尼西亚女继承人黄蕙兰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祖国，因此他不把我当个体看待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是个可敬的人，正是中国需要的那种，但不适合作我的丈夫。”他于1985年去世。
几个美国代表团成员因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而辞职。虽然心里讨厌，兰辛还是继续担任国务卿。他一向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在中国问题上和他国对抗。正如他早先警告的，“为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使美国陷入国际关系困境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当威尔逊试图说服美国人支持和约时，公开会议以及参议院反复提出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背叛。和会的美国法律专家大卫·亨特·米勒认为，“许多为‘受辱的山东’而落的眼泪都是共和党鳄鱼流的，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中国。”任期的最后一周，威尔逊为中国饥荒救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购买了舞会门票，“我很高兴能帮一点忙，不管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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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在做了最后修改之后，四人会议发出付印《德国条约》的命令。劳合·乔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