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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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讲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连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看这个人
他要的不是掌声，他要的不是个人的英雄崇拜，他不要你看热闹。
请你看他，用你全部的心怀意念看看这个高贵的人，看出这一个灵魂的寂寞吧！
你当然看到了他，因为这一场演讲会你去了。
请问你用什么看他？用眼睛，还是用心灵？
演讲会散了，闹哄哄的人群挤在走廊上，气氛相当热烈，好似上一分钟才从一场宴会里散出来。
一张又一张脸上，我找到的不是沉思，我听到看到的只是寒暄和吵闹。
那么多张脸啊，为什么没有一丝索忍尼辛的光影？而你正从他的讲话里出来。
你为什么来？他又为什么讲？场外那么多哀哀求票的人，你为什么不干脆将票给了他们？
是那一位过来问我：“三毛，你听演讲为什么泪湿？”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根本在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他的讲话，想到他的一生，却问我为什么堕泪，那么你跟我，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流泪，因为我寂寞，你能懂吗？孤臣孽子的寂寞，无关风月，一样刻骨。
你又说：“你是情感丰富的人，当然是如此反应的。”
那么我跟你说，你冷血，这儿一半听讲的人都冷血，全台湾一半的人冷血、自私、懦弱、短视……你无感，因为你没有爱，没有心，没有热血，也没有灵魂。
是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得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
你是不是将索忍尼辛的来，又当作一场空泛的高调，你听见自由的呼唤，听见一个真诚而热烈的灵魂喊出了你常常听的东西，也喊出了大陆同胞的声音，你便机械的鼓掌，就如你一生拍了无数次想也当然的手一样。
你只是拍手而已，你的眼底，没有东西。
我们僵掉了，我们早已僵化了，我们有的只是形式和口号，我们不懂得深思，因为那太累了。
你不要喊口号吧，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不改变自己的理念，不珍惜你已有的自由，不为你安身的社会担负起当有的一份使命，那么你便闭嘴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将物质的享受和自由的追寻混为一谈，我们反对极权便加强渲染那个不自由世界里物质的缺乏。却不知道，有许多人，为着一个光明而正确的理想，可以将生命也抛弃。物质的苦难和自由的丧失事实上是两回事，后者的被侵犯才是极可怕可悲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国家民族，我只跟你讲你自己，我们既然将自由当作比生命还要可贵的珍宝，那么请你不要姑息，不要愚昧，爱护这个宝贝，维护它，警惕自己，这样的东西，你不当心，别人便要将它毁灭了。
请你看这个人，看进这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看出他心里的渴望，看清楚他个人血泪的遭遇，看明白他的语重心长，也看见他心底那一股如同狂流般的焦虑和得不到自由世界回乡的寂寞。
听了索忍尼辛的话，但愿你心里有一点被刺痛的感觉，他如此的看重每一个珍爱自由的灵魂，我们不当轻视自己，更不能将这份卫护自由的使命交在他人的手里，而忘了自己也是一份力量。
我所知所爱的马奎斯
马奎斯是近年来世界性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只在西班牙语地区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在世界各地只要对近代文学略有涉猎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他。很可惜的是在中国，他的名字还不能被一般的读者所熟悉。
我大概是九年以前开始看这位先生的作品。第一本看的是《没有人写信给上校》，第二本是《大妈妈的葬礼》。他的书在任何一个机场都可以买到，所以说他是一个受普遍群众所喜爱的作家。直到五年前我看到《一百年的孤寂》，我的看法是除了中国《红楼梦》之外，在西方作品里，它是这百年来最有趣的一本书。它可以让每个人阅读、了解和欣赏，念他这本书，如入幻境，痴迷忘返。
我认为今天以一个写短篇小说起家的作家（不能说专写短篇小说），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也是相当的特殊。我最受感动的两篇文章，台湾好象没有介绍，一篇叫做《星期二晌午》，一篇叫做《鸟笼》，都是很短的，而里面说的东西是很平凡的生活上的故事，可是又那么深刻。《星期二晌午》是说一个贼在镇上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带了个小女孩坐火车到那个镇他的坟上去献朵花，镇上的人觉得打死这个贼有一点羞耻，就把百叶窗都关下来了。
这个女人下火车时就跟女孩讲要振作起来，然后她们走下去，走到教堂的门口敲门；教堂的神户打开门接待她们，带她们到坟上去，在上面放一朵花。离开镇的时候；百叶窗后面很多眼睛看着她们。神父说：“真可惜啊！你当初为什么不叫你的儿子做一些好事？”母亲答复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鸟笼》是说一个做鸟笼的人，很渴望做一个美丽的鸟笼去卖给镇上一个富翁生病的小孩，希望能赚一点钱。他做了很多幻想之后，把鸟笼很辛苦的做好拿去，最后的结局是把鸟笼送给了那小孩，走了，没赚到钱。很辛酸的一个故事。《大妈妈的葬礼》写的都是很平凡的故事，但有很深刻的一种人生的悲剧感。他的作品在整个气氛上很像福克纳的东西，很沉而不闷，很满，要说的话不说出来就结束了，有回味。他有些作品短，而且非常短，在西班牙本土，前两年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把他的短篇小说编成电视剧演出，非常好看。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深的感动，希望把西班牙语系文学作品译出来，直到看到马奎斯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在当今这些文豪来说，他得奖实在是晚了一点，早该得奖了。
对于马奎斯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对西班牙语文有着太强烈的情感，同时与他们的人民、土地、民族也有认同。马奎斯在世界各地已是十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作品深刻而悲哀，他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写的是全人类的情感，文学浅近不晦涩。
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