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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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里看到了，并且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儿吃惊，这个流着青鼻涕的小家伙怎就有这样的眼神呢？
我跳下了车，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零乱的长发：“今天没上课吗？”
他没说话，只是将身子往水泥柱后面缩了缩。我知道他在内心里对我有所胆怯，因为我始终反对他这种以牺牲学习时间挣取生活费的所谓勤工俭学，并为此多次劝说过他。但他好像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仍我行我素。我在街上曾多次碰到他在兜售旧杂志，也曾不经意在菜市场上看到他闷不作声地坐在一堆苹果后面，更有甚者，我竟在电影院门前看到他在声嘶力竭地向人兜售电影票。开始时我只是劝他，后来就向他发火，并挥着拳头告诉他，若没钱吃饭可以上我那儿去拿，要多少给多少，管用管饱。但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和怒不可遏的发火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有向我伸手要过钱，甚至没有为钱以外的任何事情找过我一次。他是胆小吗？是固执吗？我不知道。但是一种失败的情绪却始终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默不作声地绕着他转了一圈，看着他略显菜色的脸，我的心里一阵发酸。我想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到他略显冰凉并且布满茧疤的手里，说：“拿去用吧。”
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手掌上的那张百元钞票，最后还是塞进了制服的衣袋。
“好好读书，不要再缺课了。”我轻轻拍了下他那瘦削的肩膀。
他突然抬起头，用那羞怯的眼神使劲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那眼神里所包含的意思，但是我吃惊地发现，那眼神的深处竟蕴藏着一股子不可言状的执着，这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发现的。是的，现在想来，这种执着是与青春相伴的。他不是因胆小而拒绝向我求助，也不是因固执而拒绝向我求助，他拒绝向我求助的唯一原因在于年轻人的自信。
车子开远了，但我从后视镜里仍看见远志呆呆地靠在水泥柱子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车子离去的方向，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远志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以前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仍是这样认为。
李锐问我这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是谁？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点着了一根烟，怔怔地看着前面坑洼不平的路面。因为厌恶靠裙带关系发家的人，所以我根本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但是，看他问话时并无其他意思，在迟疑了一刻以后，我冷冷地告诉他，这年轻人是我的侄子，现在县第一中学读高三。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堂兄，完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义务，虽然有一身烧酒的好手艺，却成天泡在赌场里，老婆跑了，儿子也不管。但这儿子争气，自读初中开始，从未让他父亲操过一分心，也从未要他父亲负担过一分钱。他不仅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所有的生活费、学杂费都是利用学习的间隙，帮人打工、到公园里卖一些小玩具等方式，自己挣来的。
李锐听了我的介绍，一连唏嘘了几声。实在话，我不知道李锐唏嘘的是什么，是远志的可怜，还是自己的得意。“去你的。”我在心里恨恨地骂李锐一句，我相信远志日后肯定有出息，并且绝不会仅仅当一个派出所所长、刑警队长什么的。
从青龙山公园的南大门出来后。车子往西折了一下，魔芋厂就在眼皮底下了。
在记忆里，魔芋厂是一九九零年前后建成的。可以说，这个厂是陈兴旺的骄傲，也是我们江夏县的骄傲，因为这个厂是我们若大个江夏县唯一的中外合资企业，是陈兴旺与县里的领导多年努力引进外资的结晶。厂子虽然不大，所有的工人加起来也不过百人，但因为是唯一呀，所以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上级领导亦或有身份的人来县里，陈兴旺一定安排人前呼后拥地到厂里参观。九八年夏天，台湾歌星任贤齐回江夏县省亲，就到厂里来参观过。从严格意义上讲，任贤齐是地道的江夏县人，他家的祖屋还在乌龙泉镇任家湾，他的叔叔还健在。老人只要谈起他这个名人侄子，一脸掩饰不住的自豪。任贤齐回老家省亲，一次就为村里捐了三十万，二十五万用来修建从任家湾到乌龙泉镇的公路，另外五万就捐给了镇上的小学。三十万对于任贤齐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但难得他对自己的家乡有这样一份心。
凭心而论，这魔芋厂不仅选址好，厂房也建得异常有特色。就选址而言，背依郁郁葱葱，充满灵气的青龙山，前临碧水如镜的青龙潭，整日里轻雾缭绕，和风习习。厂房也是青一色的砖红色，没有烟囱，也看不见密如蛛网的电线或者管道，更没有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错落有致的一座座红色建筑就像一枚枚熟透的草莓一样静静地散落在绿树丛中。厂子周围五华里范围内除了树木和农田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村庄和厂房，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魔芋厂周边环境的自然和谐。听人说，这是外商在这里设厂时向县里提出的一个条件。当时县里的一般人还觉得这个条件有点儿好笑，在他们的意识里，许多的厂子都是建在交通便利或者人口稠密的地方，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引起人们的注意，提高厂子的知名度。但现在县里的人终于承认外商的精明，在这样纯洁的环境里生产的食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工厂里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卫生，也就是现在人们孜孜追求的绿色食品。
我没料到陈兴旺也赶来了。看到我，游局一脸不满意的神色，他肯定是怪罪我怎么落到陈兴旺的后面。听了游局对我的介绍，陈兴旺向我伸出手，轻轻地握了握，那眼神分明在说：“小子，看你的了。”虽然在一个县里，但我已好久没有见着陈兴旺了。他比以前发福了许多，不大但非常活络的一双眼睛在红润松驰的大脸庞上，更象一对蜇人的锥子。难以想象，他退休多年了，但威风依旧，并且给我的感觉比以前更甚。这人真他妈做官做成了精。虎倒威风在，有道理。
小男一雄的住房紧挨青龙山脚下，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似红色建筑。四周植满了樱花树，这时节樱花开得正艳，一团团，一簇簇，像雪花一样挂在枝头，微风吹过，有星星点点的花瓣轻轻飘落，让人的心里陡地生出一丝悲凉的情愫。住房的一楼是办公室兼会客室，铺着猩红色的地毯，踩在上面，感觉软绵绵的。明媚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户，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除了放着一部紫红色的电话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但所有的抽屉都被人拉了出来，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抽屉里面的东西零乱地扔在地毯上。我注意到，办公桌前面的三张大沙发也被人搬离了原来所处的位置。看来，有人是想在这些抽屉和沙发底下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青龙山派出所的鲍克勤站在楼梯的拐角处，斜歪着脑袋，正用照相机照客厅和办公室的全景。二楼是卧室，同样铺着厚厚的地毯，但颜色却是淡绿色的，给人以十分平静的感觉。卧室的空间非常大，采光也非常好，里面的所有家具都是清一色的红木，既精致又名贵，柔和的光线照在上面，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与一楼那张办公桌一样，卧室里面所有家具的抽屉都被抽了出来，里面的物件同样乱糟糟地扔在地毯上。进到卧室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摆在卧室中央的那张褚红色大床与房间里面的其他摆设十分地不协调，这张床太大了，几乎占了整个房间面积的三分之一，就是五六个人睡在上面，也不会显得拥挤。现在，赤身*蜷缩在床上的小男一雄竟像河滩上一只死去多日的大虾，显得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可怜，那样的丑陋。
我进到卧室时，刑侦科的杨新愚科长戴着一双雪白的手套正在里面忙碌着。看见我进来，他边翻着地毯上的东西边向我简单介绍相关的情况。他说，从现场的初步情况判断，小男一雄是被人下毒毒死的，所使用的毒药是常见的毒鼠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步倒”。
我将目光往床头的茶几及周围扫了扫，我的目的很明确，毒鼠强只能混在水里喝下去才能致人死命。我在找喝水的容器。
杨新愚非常精明，说：“老鼠药是渗在开水里的，水杯我已经取下了。但表面上未发现指纹。”他又顺着我的目光进一步介绍，“房间太大，已发现的指纹我们都取了样。”
杨新愚是搞刑侦的老手，我相信他在取证方面是不会存在疏漏的。但我仍向他强调：“再仔细点，这个案子可有国际影响的。”说这话时，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陈兴旺那双锥子一样的眼睛。
“是谁毒死了小男一雄呢？”李锐躬着身子，边翻床头柜的抽屉，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说呢？”我奇怪他竟问这样一个问题。
“该不会是谋财害命吧。”李锐说着，将那个笨重的床头柜往墙边挪了挪，他是想检查一下床头柜下面有没有东西。谁知他的动作过大，只听“咔嚓”一声，那部放在床头柜上的乳白色的电话机掉到地板上，竟完全摔碎了，塑料机壳和各色各样的零件散了一地。
“怎搞的？”我看了他一眼。
“不小心。”他解嘲地朝我笑了笑。
我走到床边，仔细端详小男一雄的模样。他仍是剃着板寸头，一根根像钢针一样竖着，非常有精神。浓密的头发里，已夹杂着些许的白发，显得异常显眼。近五十岁的人，这点儿白发是非常正常的。他的脸被死亡前的痛苦撕扯得完全变了形，但额头上又密又深的抬头纹好像比以前更深更密了。不看脸色，不看穿作，单看这醒目的抬头纹，任何人见了都禁不住联想到这男人曾经受过不少的累，吃过不少的苦。我的目光扫到小男一雄的胸部。这家伙的胸肌很发达，呈褚黑色，一块块轮廓清楚，线条分明，可以看出这是平日锻练的结果。我的眼睛紧紧盯在胸肌上一条条杂乱无章的抓痕，抓痕深处渗出点点血迹，现在这些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一个个醒目的小黑点。不用怀疑，这是小男一雄死前自己的抓的。“三步倒”到了胃里，就像浓硫酸到了胃里一样，烧得人难受。可想而知，他死前的难受程度。我的目光又游移到小男一雄的两腿间。那玩意儿现在像一只烂茄子一样耷拉在那儿，既可怜又丑陋。更为滑稽的是，不知从哪儿折射过来的一缕阳光，不偏不斜，竟刚好照这上面，越发使这玩意儿显得恶心。
这就是小男一雄，这就是日本人小男一雄。这一刻，我竟拿捏不准自己到底是想骂还是想笑。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青龙山派出所当所长。半夜一点多钟，李锐打电话到我家里，说刚刚在县城边上一个出租屋里抓到一个嫖客，男男女女赤条条逮了个正着。女的很老实，带到所里没多长时间将一切都供了，但男的不知是什么来头，自始至终一句话不吭，即使带到所里仍凶得很，连踢带打，还将李锐的手给咬伤了。李锐才调到派出所工作不久，这样的事是第一次遇到，不知怎么处理。也难怪，那时候卖淫嫖娼的不像现在，半遮半掩，随手可抓一大把。那时候抓着一个，都当大案子来办。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随了杨昌月，一路小跑到了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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