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雨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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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还没擦干，爸爸来了。我心想坏了，这不得哭起没够了。谁知爸爸平静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每次我遇上自己认为天大的事情，爸爸总是这样说，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无比独立了，他这么一说让我现在又象个小女孩儿了。
国航的那个大叔总算来了，试试我们的行李，指着放书那个，说超重了不行。我们赶紧拆开重新整理，这么一慌乱，总算转移了我的悲伤。
一点钟，终于准备去换机票。我们走的是申报的入口，海关的工作人员看看老公刚才填好的申报单，又给了一张，让一模一样再填一遍，好奇怪的流程。国航的大叔说我们没准备好，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很难说给孩子再订到座位。我问他国航有关行李托运，到底有没有规定。他解释了半天，意思就是一个领导一个办法。我们总算排到了换票口，果真不仅没有空座，连前排的也没有了，我们只换到机仓尾部的双人座。
换过机票，再出来，女儿还在外面呢。我对爸爸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进去了啊。”就头也不回地推着女儿走了，那个阿姨还跑过来说路上小心啊，我也只侧着点点头，眼泪顺着下巴滴到地上。分别总是很难受的，留下来不走也还会很烦躁，走了也会很有些舍不得，分别就是很难受，再见好说，“我走了”难出口，总觉得好像对不住了谁。女儿天真地躺在小推车了，露着两条胖腿儿，登在栏杆上，吃着手，冲我乐。
两点二十，坐到了一号登机口外面。我听见空姐说991准备好了，但是还没开始广播，我抱着孩子走过去，问她我带着小孩可不可以先登机，空姐眼都没抬一下，“可以。”我只好继续走开。一会儿，广播开始登机了，门口立刻排了一条大队，我也不好意思再去加塞儿了。望眼看去，国人还真不少，我心里盘算着这样每天好几架飞机落地，得有多少人在搬家啊。上了飞机，小孩儿也挺多，我们周围就六个。有说福建话的，有东北话的。旁边的小女孩特别好看，大双眼皮，在座位上爬上爬下，用手指摆成八字当枪，BIA 来BIA去，我女儿很是敬仰的看着。
三点钟，飞机准时开始滑行。起飞降落气压变化太大对小孩儿不好，得让小孩儿吃东西有吞咽动作来缓解冲击。老公让我开始喂女儿喝准备好的梨水。但是飞机停在跑道上排队，女儿却咬着奶瓶不松嘴了。等飞机真正要起飞时，女儿睡着了，急得我们又是拽小脚，又是拉耳朵，好容易才又吃了几口。女儿也呼呼昏睡过去，一定是刚才在机场太兴奋累了。这样还好，前面一个稍大些的婴儿嗷嗷地哭。女儿睡了两个小时，期间我们吃完了饭，趁机小睡了一会儿，老公已经把表对成了温哥华时间，我数学不好，依旧保留北京时间，以此来推算这个时间北京的人们在干嘛温哥华的人们又在干嘛，甚至有冲动一直把表走在北京时间来缅怀我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
女儿醒了，象往常一样，借我的力一跃而起，开心地笑着，但是为了方便人们倒时差，机舱里的灯灭了，女儿一下困惑起来，样子很可爱。以后我们再也没能把她弄睡。飞机上很干，她的鼻子里充满了干干的鼻屎，张着嘴巴呼吸着。旁边那个小姑娘也一样，说话鼻音很重。我们大人一点办法也没有。
北京温哥华时差15小时，北京时间夜里11点半，我们开始吃温哥华的早餐。有中式和西式的，我果断的要了西式的，是香肠，鸡蛋和鱼饼，中式的就是白粥（还好，我曾经在国航吃过凉烧饼），但是到后来白粥竟然先没有了。我想起来上次坐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西式早餐也是这些，但是中式的确是虾饺和面条。早就知道国航的服务差。吃过饭，大人们开始活跃，翻箱倒柜的加衣服，小孩子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坚持不睡觉，小眼睛困顿地眨着。前排坐着父子俩，妈妈坐在中间的靠过道的座位，伸头问她儿子：“儿子，往下看看，是不是拉斯维加斯大平原？”我赶紧往下看，全是云，什么也看不到。我对老公说：“现在咱们打辆依兰特下去，正好六十块钱，跟从咱们家到中关村一样。”老公说：“没那么堵，两秒就到。”
渐渐的，我们看见海面了，温哥华就在眼前了。我纳闷怎么还没有头回去香港那么激动呢？又在女儿身上忙活了一阵，飞机落地了，温哥华时间中午11点正。
一下飞机，就有个白人工作人员拿着我们的小推车等着，还热情的对我女儿说：“Hello； Baby！”后面有个黑头发的亚裔绷着脸检查护照。网上有人说温哥华华人很讨厌华人的，办事会故意为难。
我想打开先前从网上打印的温哥华机场地图，照着走。老公说就跟着大拨儿走没错，也是，机场都走不出去就别混了。同时落地了好几架飞机，海关前的队伍排了好几个拐弯。有好多日本的学生，几个女生看见趴在我肩上的女儿，卡哇依卡哇依的喊个不停，还真像动画片里的一样。我女儿对没听过的声音总会感到很好笑，于是乎裂开八万大嘴大笑，那帮小日本都尖叫了，我心里直乐——指不定谁逗谁呢。
出了海关，我们直奔海关。我坐在里面等，老公去领行李。我发现广播里的每条通知都是英文法文粤语加中文普通话，心想将来老爸老妈来了没问题。在这里，看见了刚才飞机上的一半以上人口，大家相互点头示意，原来都是初来乍到。我焦急地等待老公回来，因为奶瓶他装在口袋里了，女儿一会儿一哭，我真怕一会儿工作人员让我出去等人。老公回来时，队伍已经坐到了门口，他埋怨我应该先拿号码排队。但是过来一个华人工作人员，领我们直接签证官前，真是占了女儿的便宜。我都不好意思回头，那么多的兄弟姐妹都在后面排着呢。一直以为见签证官是在办公室里，哪有那么正式，就和买票一样，签证官坐在玻璃里面，我们站在外面，所有的问题在纸上都有中文服务，实在无法沟通，还会叫个华人工作人员来。和在中国领结婚证一样，以为很复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老公往后一甩背包，碰倒了我们的笔记本。
加上女儿的小推车，我们两人得推三辆车。我推一辆行李车，老公推一辆行李车，拉着女儿的小推车，浩浩荡荡走在机场里，没人来查行李。后来想想有点傻，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花十块钱，雇个行李车也不算奢侈，用老公的话说——肱二头肌都快累出来了。
事先准备好了零钱去打电话，约中介公司的接机服务。此人姓常，我们叫他常接机。有人来找我们换钱，老公送了他两毛五分，加币。出了机场，我深深呼吸了一口带着草味儿的潮湿的空气，这就是温哥华了，鸽子就在我脚边咕咕地叫。老公再不打算一个人推两辆车前进了，我看着女儿和一辆行李车，老公先送一辆到常接机要我们去的地方——passenger pick up。老公刚离开视线，我就想坏了，老公推走的那辆车上有只箱子里塞了把钞票，美金呢，听说有人专门在机场打华人的主意。越想越担心，忍不住东张西望，不知道该先找老公还是先看看有没有鼠眉的贼。机场外面停靠着两辆白色的加长轿车，（我不认识是什么车），不知道在温哥华的华人嫁女儿会不会弄上它十辆八辆的加长劳斯莱斯车队，绕着downtown开它两圈。老公总算推着车又回来了，说根本没看到常接机说的红色面包车，让我再去打电话，给了我两个二十五分硬币，还嘱咐这是最后的两个了，一定得搞定啊。这有啥难，结果，我上来就拨错了电话，于是损失了二十五分，再拨，结果常先生还在来机场的路上呢，还说同一班飞机还有两个人，可能装不下，要两趟。他奶奶的，那个该死的抢钱不要命的中介公司，我告诉他们我有八件行李的，现在告诉我装不下？！
我们再次来到passenger pick up，周围到处有人说北京话，东北话，甚至印度话，日本话，只有当不认识的人们偶一碰撞的时候，才会崩出个“excuse me”，很多人都是朋友来车接走的，一看见朋友的身影就大呼小叫他乡遇故知地蹦上车去。我虽然想起了《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接冯小刚的片断，但是我更加懊恼没去个有朋友的城市了。
我们的车终于来了，原来站在边上的一位先生和我们是同路，第三个人还没出来，我们就先出发了。这位先生是托人从北京带东西，来取行李的，他住在高贵林港，已经来了一年多了。他说：“可惜我们离得太远，不然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坐坐的。”才来一年就买房子了也，好顺利的榜样，不知算不算个吉兆。
将近下午三点钟，我们已经来到租公寓的这条街道，正在顺着门牌号找。女儿这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冲我笑着笑着，一歪头就趴在肩膀上睡着了，但是一颠簸就又醒了，我和老公很心疼，无心欣赏美丽的街道，盼着赶紧到地方安顿下来，让女儿趟下来睡个大觉。车终于停到一所公寓前面，和网上的照片一样，但是有些旧。同车的那位先生看了说这个公寓太旧了，我们租的价钱有些贵。我心里有些难受，但是我们带着孩子，是不可能象别人一样去住地库的，又不想租香港人的公寓（听说会歧视国人），所以还觉得这个公寓不错呢。
公寓大门紧锁，管理员办公室黑着灯，门上贴着个条子，写着公寓新经理的联系电话。常接机把手机借给我们用，但是没人接，直接掉进了语音心想。坏了，我们之前联系的那个经理不在这儿了。里面出来个人，说经理住在旁边的公寓里，（好歹我们可以进到大厅里了）。外面正下着雨，常接机和那个先生帮我们把行李拖进大厅，我和女儿坐在沙发上等着，他们再送老公去旁边的公寓找人。
我抱着女儿再大厅里来回走，心里不停地再问怎么办怎么办。
一会儿，我看见那辆车从门前开走了，接着老公走回来了，肩头被雨水捎湿了。老公说根本找不到人，只能先等等看了。啊，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时，刚才那辆车又倒回来了，停在门口，老公跑过去，又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他们给的三个两毛五分硬币。我心里总算感受到些温暖。老公再出去打电话，我找了把雨伞给他。
我都快急死了。过了好久，老公回来了，我充满希望的问怎么样，他说根本没找到电话，还要往更远处走走，怕我着急，先回来告诉我一声。我尽量不显示出我的心情，轻声回答——不急，要他别急。老公扭头再次出去，恨恨地说——真是连个活人都见不着！这话，我们在北京堵车在路上时经常开玩笑说。我看看表，已经四点多了，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周末没人上班的，眼瞅天将黑了，怎么办哪，街上根本没有出租车，就是有出租车，这一堆的行李哪里放得进去。外面又下这雨，天黑了怎么办哪，女儿的奶瓶里就剩下不足二十毫升的凉水。我只觉得，不能这样，今天夜里我一定要让我女儿躺着睡觉！有女儿在，我们必须找到办法。
这时，里面出来两个小姑娘，我问她们怎样才能联系到新的公寓经理呢，她们说不知道，新经理住在另一个区。又出来个中年男子，我问他，他微笑着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