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世家-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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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