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疯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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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它可以使国家药监局为这一投诉不断的产品开禁，“正规的医院及整形医疗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使用。”
2003年7月23日，深圳药监局对富华医院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奥美定）。”
但该局递交深圳市人大的一份报告称，对方“对此不予理睬”。富华医院何以敢如此蔑视国家执法单位，原来他们有更硬的后台。
深圳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柏晓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可以用。”
郝和平已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他与“奥美定”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需要提及的是，至2004年12月28日，“奥美定”所获批文已到期。次年年初，二次批准一事已被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提上议程。在历经几次专家论证之后，于2005年5月左右再次获批。
一个细节是，1997年12月，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中国富华公司进口“英捷尔法勒”，但到1998年3月2日才取得该产品的检验报告。
赵华认为，“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
“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奥美定”所带来的悲剧令人警醒。
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向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幕：医疗器械分三类审批，其中一类医疗器械可免临床实验，直接进入市场；二三类则要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检验、试用等程序才可进入市场。
猫腻就在这里。
跟时间赛跑，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金钱，这是药企中谁都明白的道理。于是，一场缩短审批时间的游戏在药企和药监部门之间展开了，药企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审批时间降到最短；于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了。药企们以金钱开道，各种手段都派上用场，为的就是把介于二三类之间的医疗器械以一类申报加快审批。
国家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揭露出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既大得无边，本应公正的审批程序又混乱得不能再乱，报上来的申报材料批不批、何时批，完全由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掌控。
制度的漏洞给予他们巨大的寻租机会，个人的操守决定了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一位药企朋友在介绍他所了解的潜规则时说，约60％的成本用于跑关系，其中约20％给医院，40％给药监、工商等相关部门。
“奥美定”使人们看到了美丽的代价，更让人们认识了药监局审批的混乱和腐败的猖獗。
。。
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第八节（1）
8。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
命运似乎跟曹文庄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高学历的他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即与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密不可分，“双规”中的他面对检察官公然叫嚣自己是天下难得的清官。郝和平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熟谙官场的明规则、潜规则，面对检察官的询问，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负责查办曹文庄、郝和平案的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把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了反贪工作中”，在办理曹文庄案的1年多时间里，办案的检察官们累计加班小时，出差长达300多天，出差人次达100余人次，出差行驶里程超过50万公里，最长蹲守和跟踪时间达3个月，在看守所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达30天之久。
2004年，一件人命关天的举报信引起了检察官们的注意——
北京有家企业生产了被污染的血袋。成都市血液中心从该企业购买血袋装血后，血浆全部被污染。
血浆被污染，事关人的生命。信中写道，劣质血袋的合格证是郝和平审批的，郝和平收受血袋厂5万元贿赂，帮助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郝和平受贿的线索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视野，但是，如何将举报落到实处？一时间，案件的追查陷入了僵局。
按照常规，检察官们对郝和平进行了初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和平受贿。药监局纪委甚至还反映，郝和平主动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并称是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对方给的卡。
郝和平非但不是贪官，还是清官。检察官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地排查，一个疑点也不放过，他们终于从一辆轿车打开了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一辆从杭州购买的广本轿车，其妻名下还有一笔从山东到北京的20万元汇款。
追踪溯源，轿车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希望。经过辗转侦查，广本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王董事长浮出水面。
那还是若干年前的一天上午，杭州城里迎来了手握医疗器械审批重权的郝和平郝司长。作为一家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负责监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长的到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董事长精心作了迎接的准备，小心翼翼地把郝司长请到企业考察。
王董事长在介绍情况时，有意无意间介绍了企业在经营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兼职”做点汽车生意。不知是言者无意还是听者有心，郝司长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重要信息：这是一个既生产医疗器械又做汽车生意的企业。
回到北京不久，郝和平给王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寒喧之后，谈起了公司兼营的汽车生意，谈起自己对汽车的爱好，透露了能否帮忙买辆车的心思。王董事长心领神会，正愁找不到与郝司长拉近距离的机会。郝的“暗示”没几天，一辆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
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第八节（2）
当崭新的轿车停在郝和平面前，他喜不自禁。至于买车款的事，他从没有提过。
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专案组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仅用3个月就查清了郝和平案的情况，最终将他送上法庭。
在查办郝和平案期间，多封自称“业内人士”的匿名举报信中，都涉及了对厂家和药品的“投诉”，尤其是2004年到2005年期间，关于药监局的举报很多。
药品的投诉自然牵扯到曹文庄。他的受贿问题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侦查员从2005年8月开始对曹文庄展开秘密调查。尽管调查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还是走漏了风声。2个月后的一天，曹文庄找到药监局的纪检领导，不是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质疑检察机关，在调查他爱人开在朝阳的一家公司时，违反了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曹文庄不愧为博士，他的法学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他自己先跳出来叫板，这不仅说明前期的秘密调查完全暴露，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检察机关面对的是一个极不一般的对手。高学历的曹文庄具备反侦查意识。在听到调查他的风声后，他很快采取对策，在调查初期就转移了办公室赃物、处理了赃款，还设计了潜逃路线。
调查陷入了僵局。当检察官们北上南下取证时，几乎所有的涉案证人都“人间蒸发”。
种种迹象表明，曹文庄心中有鬼。检察官们坚定了把案子查到底的决心。
专案组决定从曹文庄频繁接触的人上寻找突破。跟踪曹文庄的侦查员发现，他经常去国贸嘉里中心健身，而埋单的人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的刘玉辉。
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办案人员发现，刘玉辉的社会交往非常多，他与多个药厂都有联系，是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金钱桥梁”。2005年11月，刘玉辉被抓获。为了让刘玉辉吐露实情，专案组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三缄其口。
据网上介绍，案情的突破来自一剂感冒冲剂。连续多日没有进展，办案人员焦急万分，气候的变化，使有的人感冒发烧。一天，刘玉辉看到一名办案人员在泡感冒药时，劝了一句：“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根本没药效。”
机遇来了。办案人员从这句话中发现刘玉辉心里还存有良知。从感冒冲剂说起，办案人员一点一点地耐心开导，启发他交代问题。刘玉辉终于交代了和曹文庄的权钱交易。事后他说，“看到检察官们天天熬夜的敬业表现，我觉得有愧于老百姓啊！”
刘玉辉还供述了另一行贿人巍巍。
经过初步侦查，发现巍巍是曹文庄案的另一重要证人。侦查员经过秘密跟踪，终于掌握了巍巍的住处和名下车辆。但就在他们准备收网时，意外却发生了。
一天下午，巍巍的奔驰车从小区开出，直奔机场。这让蹲守的侦查员一时没回过神来。“开车的男子是巍巍吗？车去机场是接人，还是巍巍闻到了风声要外逃？”答案无从知晓，他们果断决定，开车追赶奔赴机场的奔驰车，同时紧急从看守所提出刘玉辉，让他到机场帮忙认人。
到达机场，开奔驰的男子换取了登机牌。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该男子叫“巍涛”，他要乘下午5点的飞机去郑州。然而，随后赶到机场的刘玉辉却说“巍涛”就是巍巍。本来松了一口气的侦查员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此时离航班起飞不到1小时，抓还是不抓？
在航班飞行的一个半小时内，检察官们安排了抓捕方案，经过和上级领导沟通，最终由河南省检察院出面，协助侦查员抓获了巍巍。
拿下了刘玉辉和巍巍，曹文庄的案情发生重大转折。审讯时很快就突破了曹文庄的心理防线。
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锒铛入狱。陈希同、###等人的秘书就是这些不光彩的代表人物。
秘书部落是一门高深学问，不是本文所探索的话题。郑筱萸两任秘书的精彩表演耐人回味耐人深思令人欷殻Р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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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一节（1）
9。他主政国家药监局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谁知引爆的竟是一场中国医药企业前所未有的批文攻坚战，将他拖入疯狂的权力寻租泥潭
要了解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的关系，不能不了解郑筱萸的出身，不能不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不能不了解医药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举措。
30年前的1978年，尽管文革的阴霾还随处可见，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迎来小鸟的歌唱绿色的降临。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躁动，许多重大改革举措开始进行探索。就在这一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