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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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海瑞传》）
无论如何，这样一位终身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还是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
谁比谁活得更久（1）
据科学家研究，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妇女的男婴出生率就大量增加。这说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调控作用。
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朝代，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长寿者最众多的朝代。就看看清代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夭殇的，死于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这场谁比谁活得更长久的竞赛中，这支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还着实作出公正的裁决呢！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很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禛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顒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所以，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足以说明时间最终是属于文人一边的。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鸽异》，足可悟出一些诀窍。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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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2）
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过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于是，想起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
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煌煌巨著，着实令人敬佩。后来，他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他更走运了，走出铁幕定居美国。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雕象礼拜的同时，有了自由，从此却没了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鸽舍”里，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鸽舍”或者“鸽笼”。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撒烂污。唯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彩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所以在他的词章里，拼命描写男女丰富的情感，竭力描写世间美丽的女性。我在一篇《头发的功能》的随笔中，认为他也许是中国最善于描写青丝秀发的诗人，当非过誉。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4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31岁。
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氏，其父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拜尚书徐乾学为师，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乾清门侍卫。尤其康熙对他的眷注，非同小可。“异于他侍卫，久之，晋二等，寻晋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剌，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先后赐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属甚夥。”（徐乾学《纳兰君神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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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3）
因此，我在想，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乎，真还得两说着。虽然，“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春”，清代文学史从这个角度，对其词章的成就，评价不低。虽然，他的《饮水词》，当时和后来的很多评家，常以南唐主，玉田生与之比拟。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纵有盖世才华，也不得淋漓尽致地发挥，唯有赍恨而没。这就是他老师在《神道碑文》中不胜叹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辞世，使千古而下，与颜子渊、贾太傅并称”。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家世的显赫，仕途的顺遂，朝野的褒誉，帝王的恩宠，也无法弥补这位词人短命的遗憾了。但是，一位皇帝对于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宠遇，在历史上也许并不罕见，但在如今被捧为“盛世”的三朝里，纳兰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御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日子，并不比索尔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遭遇，好到哪里去。
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