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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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2）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常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及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杀人不眨眼、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书中，汉森指出了最明显的解释是日本军队在经历了上海90天的激战后，兽性从极大的精神压力下释放出来。在从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进军途中，他们对沿路的平民也同样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凶残的暴行。
当时移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即日本军队的兽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毁灭中国政策的结果。这一作战命令的目的不仅要摧毁中国的军队，还要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工厂、教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来挫败整个国家的士气。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凶残的暴行所吓倒的国家就可以被打败。这个政策所涉及的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是永远也没有希望达到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蛮民族。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成为他们后来继续屠杀中国平民的原因之一。
这次晚餐还为霍格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哈尔多·汉森向他提供了在美联社做特约记者的机会，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从此也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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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3）
霍格在北京只做了短暂停留。日本的特务、警察发现这个被他们驱逐出上海的英国人又出现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独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条交通要道，而共产党游击队则占据了农村和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北方是这样。在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个夜晚待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醒来后他感觉头疼欲裂，浑身不听使唤地颤抖，还发着高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伤寒痊愈不到3个月，他现在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尽管接种了所有该接种的疫苗，他还是得了这种被跳蚤传染的疾病。
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对他的救治使他恢复了健康，而现在他又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一名教会护士。她从北京赶往她在河北西部宋家庄的诊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她在1923年就来到了中国，经常跨越日军的防线招收新成员或采购药材。做这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会遭到审讯和驱逐出境。
霍尔和她的两名中国助手乘着骡车上路了。他们把这个高大的英国人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开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没有机会弄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开口说话。再说，在这样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向来历不明的人问问题是明智之举。
在他们的骡车向共产党管辖地缓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担心他会死，凯瑟琳·霍尔打开他的皮夹子，弄清了他的身份。当他们到达山区的时候，霍格被抬下来，放在了一头骡子的驮背上，两侧堆了高高的几层被褥。他后来回忆道，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他差点从骡背上掉下来。他在昏迷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门，还听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个星期后，霍格才恢复了足够的精力来观察他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舒服地躺在一个沙沙作响的草垫子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榆树。那时没有正规的药物，凯瑟琳·霍尔就帮他擦洗身子，用小米粥和诊所养的两头山羊的奶喂他，还用冷敷法帮他退烧。
霍格清醒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宋家庄那时是个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镇的外郊。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在名义上这里的人们仍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他在清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地民兵集合的哨子声和驻扎在河对面的一支正规部队的晨号。
因为还无法下床活动，霍格只能边听边记录下村民们一天的日常生活：
喜鹊和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村里的人们纷纷起床了，白天一整天都能听到卖小吃的小贩们扯着嗓门的叫卖声，摊贩们和游走的洋铁匠敲着铜锣吆喝的声音。下午五点左右，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到村里的打谷场去练歌，排练。从那时起一直到晚上十点都会听到口哨声、布鞋踩在泥土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从男人们的粗嗓门里喊出来的口号声和妇女、年轻女孩们去往夜校路上的歌声。
在战争年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村从来都没有摆脱过饥荒。宋家庄更贫穷，这也是为什么凯瑟琳·霍尔把诊所安置在这儿的原因。那里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在饥饿的边缘垂死挣扎。他们一天只有一顿饭吃，通常是稀得像水一样的小米粥。衣服也薄得无法抵御寒冷。孩子们早上都比较活跃，可一到晚上就又饿又冷，十分可怜。霍格就给他们唱歌逗他们高兴。他有副好嗓子，而且到现在他的中文也学得差不多了。他给孩子们唱游击队歌曲，让他们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
大病初愈后，霍格开始了解农村生活的政治本质。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会上，县长还向大家解释说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蒋委员长说啦，日本人答应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假和平。”当他向下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合作仍然有效。游击队的宣传中会出现蒋介石在总部重庆发出的声明，而地方官也会坚持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路线。
同心协力（4）
凯萨琳·霍尔的小诊所给霍格提供了康复的条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转，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为在旅行中没办法带着他的书，现在他仅有的一本读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他只能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是时候动身了。
一天清晨，马蹄的噼啪声再次改变了霍格的命运。来人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部队，他们是为了霍格来的。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一名指挥官——聂荣臻将军想见见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机、照相机和一小箱衣服。他们给了他一匹马，尽管他以前从没骑过马，除了几天前骑骡子的经历外，他还是跟上了护送他的这些八路军战士。几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庙的台阶，顶上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指挥部。
聂荣臻当时四十岁，他是毛泽东的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学习过机械工程，在那里和另一个在欧洲求学的年轻人——周恩来建立了友谊。聂荣臻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国后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国共合作失败后，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参加了红军1934…1935年从江西到山西的长征。在和霍格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区的军区司令了。
聂荣臻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之一，还被赋予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指挥一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并流放到了一个偏远地区，多年来和家人、同事隔绝。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百万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安放毛主席尸体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旁默哀时，聂元帅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这位前领导的人。在北京电台播放的他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们不应奴隶般地盲目遵从毛泽东的思想。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要经受时间、地点和环境带来的变化的。”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这样的批评是史无前例的，它也为后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定下了基调。
霍格的中文足够让他唱几首革命歌曲，但绝对说不上流利。聂荣臻的法语很好，但他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于是两人通过翻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各自的生活谈到将来的打算，又谈到了如何打败日本人。在写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