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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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离婚后被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担任孩子的监护人。有时候，她们还能单独照顾孩子。到19世纪末的时候，女人们取得了在婚姻破碎后拥有财产的权力，还有许多权限规定女人们可以控制她们自己的收入。法律在改变，女人们有机会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赢得了选举权。与这个事实保持一致，婚姻权利回应着公民权利，女人们在婚姻里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治。即使早在1920年之前，大多数加拿大女性公民就有了选举权，一直到1947年她们才不再因为与非加拿大籍的人结婚而自动失去她们的公民权。 尽管如此，妻子这一角色依然带着女性压抑的强烈标记。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本出版于1949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的女性主义的书中，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位终身未婚的女性做出了一个很偏激的宣言，她说婚姻让女人们变成了“寄生虫”：“婚姻是社会为女人们准备的传统命运”，她写到，“非但是让女人们担任主妇，她的职业使她依靠她的丈夫和孩子；她通过他们得到证明；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她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中间物。不管她受到什么样的尊重，她是顺从的，第二位的，寄生的。”她坚信，除非到婚姻制度被废除的那一天，不然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存在：“当我们废除掉这不符合人性的奴隶制度，以及这一制度蕴涵的一整套伪善后，人类的‘区分’将显示出真正的标记，人类伴侣将会发现其真正形式。”这一宣言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和蛊惑性，一些女人于是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走了出来。很多年之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承认他的第一任妻子正是在看了《第二性》之后才迅速地和他离婚的。 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妻子作为政治上的被囚禁者成了吸引观众的主题。这与政治动荡、民权运动、经济波动也是惊人的吻合。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不朽论著《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于1963年，其中论及知识女性正在成为家庭的俘虏的观点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又回到了原地，美国的家庭主妇又一次被引诱进了松鼠笼子。只是这个笼子现在是摩登的、大农场里的房子或者是一个很方便的现代公寓，这一形势并不比她祖母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拿着绣花箍子，气愤地为女性权力而嘟囔那时候更悲惨。也许她只是被现代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巨大需要所禁锢住了，因为做一个家庭主妇同时意味着要担负以下职责：妻子、女侍、母亲、护士、消费者、厨师、司机、室内装饰的专家、幼儿看护者、电器修理者、家具改装者、营养专家和教育者。” 即使弗里丹承认大多数女性将会结婚，在支撑一个家庭的时候，依赖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事实，一个妻子裂沟成了一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女性优先”因为疏忽被转化成了“反对妻子”。由弗里丹和其他一些人于1966年创立的“全国女性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努力取消妻子与其他女性的区别，她们建议用“女士”来称呼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它的意义在于：男人们不用婚姻状况来分类，那么我们女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6）
在20世纪70年代，当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新闻记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宣称她将永不结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女性榜样。“我通过做一个快乐的不婚者来实现我的人生目标，”她有一次这样说到，“如果每一个人都结婚，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斯泰纳姆说到婚姻时几乎没用过什么好词，看看她用的那些说法吧：“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一个奴隶制的庄园”、“一个监狱”，以及一种让女人变成“半个人”的境遇。她让这句话声名远扬——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条鱼需要一辆自行车。这句容易记住的说法成了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标语。 斯泰纳姆那时认为成为一个妻子对她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她1956年毕业于史密斯大学，曾经有过一个婚约但她很快就解除了。“不想结婚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有一次她这样讲到，“一旦你迈入婚姻，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将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用他的姓氏，他的信用记录，他的社会地位。当周围有那么多女人们选择婚姻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何以如此坚持不走这样一条路。也许是因为我直到12岁才开始上学，错过了最好的接受训练的机会吧！” 尽管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过，结婚看起来很像是对姐妹情谊的一种背叛。在出版于1970年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杰麦瑞·格瑞（Germaine Greer）回应了波伏娃，声称“如果女人们想真正改变自身的境况，那么她们必须拒绝婚姻”。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义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以至于那些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对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疑惑不解。女人们不再需要她们丈夫的许可就能开设银行户头或者是开始做一档生意。“领袖和统治者”的法律，赋予丈夫能够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权力也被废止了。一个男人不再被允许从身体上统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强奸妻子会被起诉。女人们在婚后有权力保留自己的姓氏，还可以单独居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事务的女人们在婚姻解体的时候分到的家庭财产占有更为公正的比例。 在这些年里，根据统计数字，妻子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女权主义者们的论述，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滞的工资、渐渐以信息和服务作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和对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社会变更既提供阐释又以此来鼓舞女性。40年之后，在重新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的时候，这种社会变更是获得良好的声誉还是受到责备完全有赖于究竟是什么人在实践这些言论。 此即有关妻子的种种传说变得复杂的原因所在，亦是现代妻子的22条军规萌生之由来。因为绝大多数女性还是会成为妻子，或者说至少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她们会担任这一角色。但是这些女人几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这一现象导致在将妻子分类时出现了困难。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在越来越多的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女性自身经常抱怨说她们需要家庭的支持。这一女性战斗号召由朱迪·赛菲丝（Judy Syfers）的那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名言“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妻子”首次得到了体现。这篇文章1972年发表于发行量很大的《女士》（Ms）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形象很精确地传达出了现代妻子的沉重负担：一个怀孕的女人长着八条胳膊，摹仿着印度教里八手女神杜卡。她的八只手中分别拿着现代妻子的不同装备：一个煎锅，一个时钟，一个掸子，一台打字机，一个方向盘，一个熨斗，一个电话，还有一面镜子。赛菲丝的想法很是有点意思：现代的妻子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只有一个细节令人烦心：这种新式的能干的妻子到哪里去找呢？ 在20世纪后半叶结婚的许多女人对承担家务，养育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事务受之泰然。有一些正在（或者已经在）行使她们的特权。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之所以选择婚姻是因为这是她个人的需要或者是经济上的需要。这是20世纪对婚姻以及妻子的重新定义这一意义深远的事实所决定的。婚姻不再是一种公共的、宗教的契约，而是在两个人为了在对方那里寻找快乐和自我表达而结成一个情感上的联盟的时候获得的一种道德上的评价。这不再被看作是“高尚的职责”——19世纪末的美国高级法院曾经这样描述婚姻。1965年，法官在描述这种情况时很是含糊地说是“两个个体的联合体”。这就意味着夫妻之间那种互惠的法律契约被一种更为严厉的暴政所代替了——那就是期待婚姻是为了快乐和自我满足而缔结。爱，而不是法律，变成了新的严厉的婚姻的主人。 人们结为夫妻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安全，有一个家，同时还是为了寻找浪漫，为了冒险，为了短暂的快乐。2000年时曾经有一个社会调查探询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受访者的答案说明现实的理由对婚姻没有那么重要。“什么东西能够缔造一份好婚姻？”男性和女性都把“尊重对方”放在了第一位，“爱”是第二位的答案。紧接着是“性方面的忠诚”、“交流彼此的感觉”以及“保持浪漫”。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经济方面的保障”都被放得比较靠后，仅仅有59％的人宣称这对于一个稳定、和谐的婚姻是有重要作用的。 。 想看书来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7）
女人想成为妻子有一个最为主要的理由。但这里有一些更为基本的理由。就像“丈夫”这个词一样，“妻子”是没有同义词的。这就意味着她代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是现在，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个妻子。即使是像西蒙·德·波伏娃这样对妻子角色百般诋毁的女人也无法真正不被这个词的意义所束缚。在写给她的爱人，作家纳尔逊·阿尔杰恩（Nelson Algren）的许多信中，她把他称为丈夫而把自己称作他的妻子——我最亲爱的丈夫这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我最深爱的朋友和爱人，我亲爱的丈夫，让我们永远都不要感受离别之苦……我们从未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写这些信的时候，西蒙·德·波伏娃正在处于《第二性》的写作过程中。很明显，这个女作家在寻找情感的浪漫，而这浪漫中最动心的时刻只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才能提供。 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波伏娃有时候会表现出与她被人们所知的一面大相径庭的另外一副模样，或许这是她的缺点？在她写给阿尔杰恩的另外一封信中，她这样讲到：“我为自己对你心怀崇拜而倍感羞耻，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去表示反对。如果男人们真得像传说的那样对崇拜他们的女人充满了蔑视，那我想我正在犯下这愚蠢的错误。你是怎么变成一只大鳄鱼的啊？我又是怎么变得像一只胆怯的青蛙？” （阿尔杰恩并不是让波伏娃陷入到这种“妻子”式迷失中的惟一一个人。传记作家后来发现表面上波伏娃和哲学家萨特终身保持着一种平等关系，但事实上她经常处于被对方征服的地位。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波伏娃会稍稍屈身，好让身材矮小的萨特看上去稍微高一点。她给萨特买装饰精美的皮革封面的笔记本，但她自己在写作时用的是廉价的学生作业本。1980年，萨特在弥留之际，终于承认了她所做的牺牲，他对波伏娃说：“你是一个好妻子。”） 妻子这个词所具有的奇异涵义——正如“丈夫”这个词所具有的那样，包含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人们对这两个词念念于心，以为获得了这样的身份，爱情便能长久，两人便能长久相守，再不分离。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目击了更多的订婚和结婚场面。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雷蒙德·卡沃（Raymond Carver）为什么要和诗人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