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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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爱玲是和燕山有过协议的，不想再拖累燕山。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被母亲管得很严，要是在解放前，一定是会嫁给开戏院的大老板，轮不到燕山这样的年轻人。
燕山结婚后，爱玲还不知道，有一次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说：“已经结了婚了。”
她怔住了，“立刻觉得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地流着”。
他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在当时上海惟一剩下的一份小报上，张爱玲看到了一则报道——《燕山、雪艳秋小夫妻俩来报社拜客》。
后来燕山考虑到，张爱玲看了一定会受刺激，就托人去说了，今后报社不要再登他私生活的事。
爱玲曾经看过雪艳秋的戏装照片，没什么印象，只能看出相当瘦小。
她恍惚看见，他的头，现在是依偎在另一个女人的胸前了。那个女人就像是自己，那个女人的身体，也就像是自己的。
她感到心里像火烧一样！
《小团圆》里对这件事，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的：“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俱往矣！
新的时代降临了，新的命运在等待着张爱玲。
应该特别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在这一时期还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电影”，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观还不错，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有时，她和姑姑也到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淘到一本英文原版的《大卫？科伯菲尔》，她们看完了，就拿去给几个朋友传阅。
那一时期，很严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也渐渐消散，开始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她与左翼文艺的关系。
她对左翼文艺，向来不感冒，很早就曾说过：“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再一个，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入圣。她认为，唱意识形态高调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只知道怎么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左翼文艺从1920年代发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到195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登上了至尊地位。
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了争取、利用的对象。
1949年6月，以往领导上海进步戏剧界的*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也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全盘接管上海原国民党的文教系统。
夏公当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向他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公读后，显然是十分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他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那时的上海，百废待兴。还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就纷纷自动关张，报馆老板和主持人也大都离沪赴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2）
夏公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妥，他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找来了龚之方，让龚之方和唐大郎一道，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不要像过去的小报那样专事散布流言蜚语。
龚之方当然来了劲头，当年7月，就和唐大郎办起了一份《亦报》。此外，还有陈蝶衣等人主办的《大报》也于此时创刊。
这两份小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风格较为清新。沪上的文化名流也都纷纷向它们投稿。
此时，龚之方、唐大郎自然要想起老朋友张爱玲。
两位报人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龚之方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请求，但也只得随她。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张爱玲这次之所以要使用笔名，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当初她曾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小说《连环套》，效果不理想，因此，这次在小报上连载就要谨慎，先用一个笔名去探路；二是，胡兰成的问题虽已是旧账，但读者们对此是否能淡忘，她没有把握，所以还是用笔名保险一些。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这部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她第一次学起了张恨水的功夫，边写边刊登。从1950年3月开始连载，到1951年3月完毕，全文有25万字。在连载结束后，又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这个笔名的来源，据说是“张”、“玲”两个字相互交错的音韵反切。
龚之方非常看好这个《十八春》。他深谙小报的连载之道，在连载开始前三天就登出预告，明示这一篇是“名家之作”。之后隔了一天，又有桑弧署名“叔红”的文章发表，郑重予以推介。
小说连载到大约一半时，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小说作者不是徐訏，就是张爱玲，以此大吊读者的胃口。
徐訏原是上海《天地人》、《作风》等刊物的主编，1937年以短篇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4年又有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版，也是当时很有读者缘的作家之一；但他的风格与《十八春》毕竟不相类，且唐大郎文章又署名“传奇”，这几乎就是明明白白把谜底告诉给了读者。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18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3）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张爱玲则设计了一个典型的通俗剧情节——“曼桢被诱奸”，以此作为斩断男女主角情缘的关节点。
马宽德那种美国式的“爱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决不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张爱玲在移植时才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用哥特式的密室阴谋，造成全篇的悲剧根源，好让读者读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评论家觉得，曼璐设圈套让妹妹被祝鸿才诱奸这一情节，太过突兀。也有人认为，曼璐的这种疯狂，已到了狞厉可怖的程度，远超过曹七巧。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马宽德还在世，后来他们两人在香港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按理说，《普汉先生》的故事情节是应受版权法保护的，可是两人之间绝无这种纠葛。
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对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写、借用与仿作，并不违背写作道德。张爱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头脑中对改写并无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们，也无一人指责她这是“抄袭”。
有学者还发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思也颇类毛姆的短篇小说《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说里，同样是一个淑女爱上了“恶棍”见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八春》改写事例，与2003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
世事总有奇诡之处。马宽德在美国早已过气，在当代读者中几乎无人知晓，但他的《普汉先生》故事却透过《十八春》，不知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熟知与喜爱，流传正未有穷期！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4）
《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平实写作风格上的一大成功，考虑到1949年后文艺语境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象、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那种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这种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众。至今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张迷，在张爱玲的小说系列中，独爱《十八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而曼桢最初的追慕者张慕瑾也适时出现，给了曼桢一个隐约可见的美满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构思。
这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吧。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