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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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不到三个月。“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张爱玲有这个预感。
朋友亦有形形色色（5）
苏青却一点都没有。
在张爱玲的“朋友”中，与苏青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女作家——潘柳黛（1920…2001）。
潘柳黛的成名也比张爱玲略早，两人一度走得较近，据推测，她与张爱玲的相识，应是出于苏青的介绍，但后来，她对胡兰成在《杂志》上公开吹捧张爱玲有气，便写了文章大加讽刺，从而与张爱玲结怨。日后在她回忆张爱玲的文字中，对张也多有不敬。
她所描写的张爱玲，比较夸张——
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中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记张爱玲》，载于香港《南北极》杂志第58期，1975年3月出版）
这些描述，有掩饰不住的挖苦，也有皮里阳秋，特别是最末一句话，素质低得可以，不大可能是出自张爱玲之口。但其中大部分多少也可看出：这只能是张爱玲才有的“特异”。
在这篇文章中，她对张爱玲进入文坛的介绍人、张爱玲与李鸿章的关系这类重要情节，都有很严重的“误记”。比如她把介绍人说成是苏青，而不是周瘦鹃。
朋友亦有形形色色（6）
我以为，从这些“误记”来看，上面所摘引一些描述，也很可能是故意夸张，而原本面貌，并非她说的这个样子。
这个潘柳黛，笔名南宫夫人，也是个靠文字打天下的新女性。她出身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18岁时只身南下到南京报馆求职，由誊稿员晋升到采访记者。后来到上海发展，逐渐崛起于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文坛四才女”。
她的婚恋经历，亦颇多坎坷。一次酒醉后，她糊里糊涂地失身于人，从此走上了脱离常规的人生之路。
她的追求者不少，却没有一个能让她心动的，后来遇到了一个叫“阿乘”的男人，以为可以托付终身。但这位极善于哄女人的男人，却是个极端自私之徒，本误以为她身家富裕而靠近她，一旦发现了“真相”就背叛了她。此后，潘柳黛结婚又离婚，尝尽了苦头。
她后来去了香港，具体情况不详，只知道她上世纪70年代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她的成名作《退职夫人自传》，近年来大陆也有出版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
她当年写的讽刺胡兰成的文章，题目是《论胡兰成论张爱玲》，虽然她自称这不过是“游戏文章”，但挖苦得未免太过刻毒。
比如，她不怀好意地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这基本上就不是文学评论了，且语涉下流。
对她的评价，历来不一。有人夸赞她“是个心直口快、幽默、尖刻，能一针见血戳到某些人痛处的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胡兰成和张爱玲。”见周文杰《文坛四才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也有人由于她对张爱玲不恭而对她切齿痛恨。
不过潘柳黛的上述回忆文章，确实是有些问题。
比如她说：“当时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以殊荣’，一再加以提及，裨众周知。”此说仅见于她的一家之言，与其他一些人士的说法正好相反，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她在文章中，还弄错了张爱玲和李鸿章的辈分及关系。
她敢于撰文直刺当时颇有权势的胡兰成，却似乎比较怕苏青。她腰身较粗，苏青因为看不惯她的做派，曾当着友人的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这幽默也是够损的，但并不见她反唇相讥。
据潘柳黛自己说：她因为写讥讽文章而与张爱玲疏远，后来张爱玲从内地到香港，有人对张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余怒未消，反问道：“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
对于潘柳黛的发难，张爱玲的确从未回应，只一个不理就是了。
这一段张、潘之间的恩怨过节，只能说是文人反目的一段逸事。
近代以来的名作家，特别是那一时期上海的一批“小姐作家”，喜欢以大言抬高自己，比方说声称“从不看别人的小说”云云。
张爱玲公开说“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也曾在《传奇》座谈会上宣称：“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两人简直视文坛为无物。
无怪潘柳黛要恼，要发难，直到30年后还要放冷箭。
此为典型的“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在这台戏中，还牵扯到一个名人胡兰成。
这个张爱玲命中注定绕不开的男人，就要出场了。
——张爱玲此刻御风而上、恣情飞扬，一个潘柳黛是绊不住她的，却有人能够一把抓住她的命运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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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恋恰似飞蛾扑火（1）
说到这个人——胡兰成（1906…1981），我想到的只能是“魏晋人物”。这是乱世里才有的极聪明的人。
有才气，有性格，在乱世里，想到即便是循规蹈矩地活，怕也是活不多久，于是就恣情放任地活。果然，也就活出了个模样。
这样的人物，隋唐以来就不多了。
民国是乱世，于是民国就多有这样的人。
从陈独秀起，到闻一多止，成为一个谱系。他们的为人、品质，其实很不一样，有的如阮籍，有的如王戎，有的极刚烈，有的善阿附，惟有才气饱满这一点相似。
但是那些人们，如陈独秀等，是可以归类的，而胡兰成则不能。
一个知识分子，却不是思想的人、不是学术的人，亦不是文学的人——来无源流，去无归属，是乱世里的一粒灰尘在飘荡。
民国的人物恒河沙数，偏偏就是他，撞上了张爱玲。
胡兰成，原名蕊生，生于1906年，是浙江嵊县人，家在距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他是个农村苦孩子，家境贫寒，随母长大，自幼喜读书。论起他的学历，其实只有中学二年级。
如果在盛世里，这样的根苗是基本长不起来的，无论哪个科层系统，都不可能接纳他。然而在乱世里，他就有了缝隙，钻了出来。
他有著作留下来，洋洋洒洒几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今生今世》。有了这一本，其他的人就再无须再做《胡兰成传》了，他把一切都已写尽，没人可以比他自己写得更好。
无数的张迷，无数的张学研究者，面对他，只有尴尬。
在《小团圆》问世之前，如果没有《今生今世》，那么他与张爱玲的一段婚恋，具体是如何，就再也无人可证了。
正如止庵先生所说：胡兰成有负于张爱玲，张迷们恨他。可毕竟是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段姻缘，因此张迷们又私心有所感激，否则，张爱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在资料上将付阙如。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描绘，时有至情至性处，不由得人们不信。可是，那能是真的么？假如不真的话，又何以为真呢？
张爱玲传记的编写者们，也是痛苦。有的只好声明：本节“胡张恋”之情节，系胡兰成一面之辞，真假难判。
其他所有的亲朋，都没有提供细节，炎樱没有，姑姑没有，苏青也没有。她们三人没说话，真相就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而当事人之一的张爱玲，在1966年看了《今生今世》之后，给好友夏志清写信，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缠夹”，是方言，意谓头脑不清，举措多有误。
这里面传达出的意思明白无误：胡兰成是在胡说八道。
直到2009年初《小团圆》横空出世，世人才得知——《今生今世》里并没有撒谎。
“胡张恋”的真相，不仅基本如胡兰成所述，而且《小团圆》还爆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细节。
我们还是从胡兰成的身世讲起。
他的祖父胡载元，是茶栈老板，为当地一大富户。父亲胡秀铭继承家业后不知怎么搞的，破了产，沦为普通农民，但却喜爱摆弄乐器，乐于帮闲，绝非闰土式的愚蛮人物。
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后先上了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学生闹*而辍学，后又考入教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