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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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募捐（5）
我刚开始提出改由芦淼主讲的时候，大家听都不要听，异口同声地反对。待我把以上意见一一陈述之后，大家沉默了许久，最后表示同意。
会议之后，分头开始准备。芦淼阴沉着脸，不爱搭理我。我能体会到他本来以为在岘港奔波一天，饥渴之中下载完了资料，任务就完成了，不想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
我说，你不要怨我让你担这样重的担子。这是从大局出发目前最好的选择。
他说，我很紧张。要是讲不好，就给祖国丢脸。
我说，紧张是必然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适度的紧张，会让我们有更大的能量迸发出来。你想不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事？
芦淼说，那还用说吗？！
我说，是啊。隔着这么远，我们不能用手刨土，不能搬开水泥板，不能送去干净的饮水和方便面，不能伸出胳膊献血……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这滔滔太平洋上，向“和平号”的乘客们，报告我们的灾情和中国人民目前所做的奋斗，以此表达我们的拳拳之心。你不用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最佳，也不用考虑下面听众的反应，就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讲。尽力而为，竭尽所能，目前，这就是一切。
我虽这样鼓励芦淼，但我深知面对着一船外国客人，他这个主讲人的责任重大。这是此刻他能为也是必须要为祖国做的事情，别人无法分担。
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到了预定的会场，进行了演练。我们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闪失，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和灾区人民贡献一点点绵薄之力。
下午，船上最大的会议厅，坐满了日本人。站在台上，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我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突然深深疑惑起来——向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亲属，还曾侵略过中国），呼吁救援灾难中的我的祖国和人民，会获得怎样的回应？
吉冈先生亲任主持人，先是让我们各自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进入了赈灾环节。全场默哀3 分钟，那一瞬，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安静得如同旷野，听得见舷窗外太平洋不息的涛声。
然后，中方开始了演示和宣讲。
芦淼和中国旅行社的王莹女士，站在惨白的光环中，以一种低沉而缓慢清醒的语调，描述着我们那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祖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天灾，描述着英勇的人民如何在灾难中相濡以沫奋起救灾……
我听见周围此起彼伏的唏嘘之声，我看到晶莹的泪珠从一张张酷似我们的同胞，然而却是异国之人的面庞上缓缓滑下……在这一瞬，我确切相信了人类的良知和慈悲，有着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光芒。
结尾的那张图片，是一个中国孩子从塌垮的废墟之中伸出的一只小手。经过屏幕的放大，那只伤痕累累布满尘埃的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芦淼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只手上。芦淼身高1 米八以上，他的手掌比一般人显得厚实，但在这只渴望援助的手面前，仍然是那样单薄和微小。
所有的期待，都在这手与手的相叠中传达。
会后，开始了紧张的募捐策划。因为决定由我在新加坡飞回北京，将和平之船捐出的善款以最快的速度转交中国红十字总会，这样船上的有效捐赠时间，就只有22日一天。日本是一个使用信用卡非常普遍的国家，尤其是和平之船上，人手一卡，完全禁用现金。哪怕是买一张明信片一支牙膏，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刷卡，但这一次捐款限用现金，这就给很多人出了难题。他们的现金不多，大家说如果能容他们在新加坡ATM机上提取现金，就可以多捐一些了。
我们重申“礼轻情意重”。捐款不在多少，重在情谊。
日本的志愿者连夜找纸箱子做捐款箱，小文和芦淼，还有翻译小唐等，一大早就背上了募捐箱，站在饭厅门口，向每一个走过的人，解说灾情，呼吁捐款。吉冈达也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和志愿者们站成一排，大声呼吁捐款。他开玩笑说，谁要是一点款都不捐，要想通过这道人墙，恐怕不容易……
有一位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她说，我也要为中国的灾民们贡献力量。我老了，别的事情干不成了，我就背上一个捐款箱，见到人就去募捐吧。小文把她募捐时的形象拍了下来，真是非常美丽的老太太。最重要的是，仁慈使人美丽。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吉冈达也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好的募捐纪录，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都要辉煌。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吉冈先生非常郑重地把封好的捐款交到我手上，周围的人们都撒下了热泪。吉冈先生还说，希望我能向中国红十字总会表达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灾区目前最需要怎样的专业帮助，他们可以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灾区。
24日凌晨，我从新加坡机场起飞，6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机场。这种红眼班机，让人昏昏欲睡，但我却一分钟也不敢大意，在暗中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包，包内装着巨款，这可是和平之船上千名乘客的心意，万一出了差池，担待不起啊。7点多出了机场，我顾不得满脸倦意，用冷水激激脸，直奔中国红十字总会。
清晨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街道，一点变化也没有，陌生的是空气。海上的空气无比新鲜，带着薄荷的清凉，城市的空气，则有浓郁的汽油味，令人的肺叶不敢舒展。
因为是外币捐款，要到二楼清点。这些款子里，有日元、美元、欧元，还有人民币，清点起来很费时间。（人民币不是我们这几位中国旅客捐的，我们都捐的是外币。后来想到可能是船员当中有中国工人，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区，作为游客的我们是无法进入的，平时都不曾见过他们，没能打过招呼。这一次，他们也贡献了力量。）
清点的结果是在近万美元捐款中，比日方交给我的数字多出了10美元，我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清单上做了更改，并盖上了专用章。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幸亏是多出来10元钱，若是少了10元，我心中会长久不安的。
走出红十字总会的大门，我仰面朝天，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灾区的父老兄弟们啊，但愿这一点点捐助，能化为你们的几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几碗果腹充饥的干粮，几片舒解疼痛的药丸，几条温暖的被褥几件柔软的衣裳……
在危地马拉军用机场
危地马拉的飞机可真是小啊。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小而残破的飞机，好像一辆就要报废的面包车，只有十几个座位。双翼，螺旋桨，飞行高度大约在1000多米，地面上的景色始终清晰可见。如果不计较颠簸，单就高度来讲，恍惚之间似乎不是坐飞机，而是在某高层建筑的楼顶上。
我们到达军用机场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飞机停靠在那里等着载人。周围是持枪的警卫人员，我们既不敢乱说乱动，也不敢询问飞机何时会来接我们。一切都很迟缓，放慢了速度。这条线路是从危地马拉的港口飞往热带雨林中藏匿着的玛雅人废墟遗址蒂卡尔，因为是包机，价格不菲，两天时间需要6000多人民币。我早就对玛雅文化心怀崇敬，特别选了这条线路，原来以为包机是格外的待遇，会很周详。事到临头，才发现包机就是很小的飞机，专门为这条线路而设。
站在热带黏热的空气中，周围有一种糖稀般的甜香气。飞机终于来了，远远地从天边俯冲下来，好像一只蜻蜓。我觉得距离远，故而它看起来很小，等到就要在身边降落了，发现它还是那样小，像一架模型。小唐用手指做出按压键盘的动作，我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我在模拟操纵遥控器。我觉得这飞机是个玩具。
当这如同玩具般的飞机从我们身边轻盈滑过，一个趔趄停在军用机场停机坪上时，我真的有点恐惧了。
它的机翼高低不平，好像是早年间贫民家中用来洗衣的大铝盆。舱门打开，连个梯子也没有，有人从远处端来一架单薄的小梯子，抵住机门，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们顺着它爬上去就是了。那梯子，和我家在超市买的往书架高层摆放书籍的小梯子差不多，弱不禁风的样子。
这一趟旅行曾跨越几个大洲几个大洋，山高水险关隘重重，我很少有害怕的时光。因为完全是自找苦吃，怨不得别人，所以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也总是兴致勃勃。此刻看到这架飞机的简陋，想到报纸上常常登出中南美洲飞机失事的报道，我吞吞吐吐地对小唐说，我有一个请求。能否把我和芦淼分开？
小唐说，为什么呢？
我说，很简单啊。我们家一共有三口人。我，芦淼，还有芦淼的爸爸。
小唐说，是的。这我知道。
我说，你想啊，要是我和芦淼因为飞机失事而暴亡，芦淼的爸爸一得到这消息，打击就太大了，估计也活不了太长时间，这样我们一家就算家破人亡了。如果把我和芦淼分开，要死就只死一个，损失就比较小些，噩耗传来也好化悲痛为力量。
小唐说，嗯，您讲的有道理。
不过，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因为日方的旅游名册早已造好，恨不能几个月前就定妥了安排的，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我们上了这架小飞机。起飞没多久，我就觉得腿上一热，好像怀里抱着个小婴儿，不安分地尿到了我腿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怀里抱的是书包，书包里装着护照和银行卡，还有照相机和电脑。除此之外，就是一杯水。
哎呀，问题可能就出在这杯水上。
我因为血压高，每天要吃降压药。降压药的拿手好戏，就是利尿。把你的血容量降下来，血压就釜底抽薪了，没有动力了。利尿剂的麻烦就是你会没来由地口渴，所以我现在也添了毛病，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一杯水。我用的水杯，不是干部们爱用的那种保温杯，而是一种家庭主妇用的塑料杯子，但密封性极好，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曾漏过。
现在，这种不漏的杯子，悍然背叛了我。在空中，它的盖子崩开了，水流了一书包。我忙不迭地收拾包内的电器，要知道这其中的哪一样出了毛病，都会造成巨大麻烦。正手忙脚乱地拾掇着，芦淼从他的座位走过来，低声问，你有没有手帕纸？
我说，干什么？
这话刚一出口，我就明白了。原来他的杯子也漏了，水洒了出来，也面临着收拾残局。
说到底，不是我们的杯子质量不过硬，而是这种破旧不堪的小飞机，根本就没有密闭的压力系统，一旦飞上天空，气压无法保持恒定，水杯中的空气就膨胀起来，盖子就被顶开了。我们两个的书包都水漫金山，一路上什么景色也顾不得看，忙活着拯救那些潮湿的电器。
等我收拾停当，看了一眼驾驶舱，不由得笑起来。原来我们一直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这样驾驶舱就首当其冲，被太阳晒的如同暖房。热带的太阳是很毒辣的，驾驶员们被晒得受不了，居然拿出一张报纸样的东西，糊在了驾驶舱的前风挡玻璃上。（恕我借用了一个汽车上的名词，我也搞不清飞机的玻璃窗应该叫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