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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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了。我们觉得，领导同志这么喜欢京剧，京剧就一定也是重要的革命工作了。那天我们有个同志曾问毛主席，我们唱平剧算是革命工作吗？毛说，怎么不算革命工作呢？你们为人民服务，当然是革命工作了。
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前后，延安演出了不下几十出京剧古装戏。其中有传统戏，也有新编历史剧。那些传统戏，我们没有剧本，都是从毛主席那儿借来的。毛主席有一套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出版的《戏考》，是一部剧本汇刊，搞戏曲的人拿着有用。全延安就毛主席这一套，剧院想排哪出戏了，就跟他借，用完就还。通过古装戏特别是传统戏的演出实践，大家更多地熟悉了京剧的艺术规律，培养起了京剧演员、演奏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队伍。这就为日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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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1）
延安这里，有鲁艺平剧团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还有中央党校等单位经常组织演出。同时，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经常深入部队和城乡演出京剧，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京剧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初，战斗平剧社奉命来延安演出，然后就没再回去了。因为中央决定，合并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即延安平剧院）。
延安平剧院于1942年4月组建。成立那天，在延安最大的饭厅——大砭沟口的机关合作社，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举行大联欢，全体人员参加。毛泽东、朱德、陈云、彭真、邓洁等不少领导同志都来参加了，联欢后宣布康生兼任院长，邓洁是副院长。这是延安第三个专业京剧组织。我和鲁艺平剧团的全体同志一起，从此离开了鲁艺。延安平剧院设址枣园川里小砭沟对面的张崖村。在延安平剧院，我仍担任演员，也曾担任兼职研究员，还兼任过教员。
延安平剧院选在同年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那天，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改由张经武当院长，柯仲平是副院长。从当天起，公演五天，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公演的剧目是《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和讲石秀查奸、扬雄杀妻的《翠屏山》。
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这成为以后延安京剧工作的方针。延安平剧院搞戏曲研究的条件比较差，书都很少，就跟毛主席借书。他那儿书多。毛主席那套《戏考》，剧院还跟他借，还是用后归还。他说：“算了，送给你们。”后来就没还了。剧院还跟他借京剧的留声机唱片，后来都还他了。
进入延安平剧院后，我学习和演出的传统戏，除了原来在鲁艺平剧团演过的外，还有：讲莫成代主死、雪艳洞房行刺报仇的《一捧雪》，讲侠盗女儿云鸾与丈夫战母亲、求祖母、闯出山寨的《得益缘》，讲邻村小姑娘与牧童对唱歌舞的《小放牛》，讲代战公主帮助薛平贵攻破长安、王宝钏为父求情的《大登殿》，讲匡忠力大开弓、陈秀英与之比武成婚的《铁弓缘》的“茶馆”一折，等等。我在以上几个戏里，都是扮演女主角。在为*“七大”演出时，我在《法门寺》里，还曾扮演过刘媒婆；在《大登殿》里，也扮演过代战公主。
我还参加演出了著名的传统戏《四进士》。这个戏是讲，明朝嘉靖间的民女杨素贞，丈夫被人谋财毒死，自身被卖与布商杨春。杨春知情后代她告状。四位出京做官的新科进士，有三位在杨素贞案中贪赃枉法，只有一位接状明审，杨素贞得以雪冤。在演这出古装戏时，我演的女主角杨素贞在悲伤的剧情中行到半路上，我觉得头上太素，便趁进入后台的机会，给自己插了几个头饰，添了些色彩，又上台去接着唱：“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不由人一阵阵泪落数行……”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说，那杨素贞走到半路上，哪儿来的那些花头饰插上？她提的意见是对的。半路上，又是悲情中，剧中人杨素贞不应该有插花打扮的心思。当时我年轻幼稚，光想着自己好看，结果不合剧中情理了。
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变成武器，延安平剧院演出传统京剧的目的，就已经不只是满足文化需求了，至少主观上是希望剧目能有现实意义。比如那时候觉得，《赤壁鏖兵》有统一战线的教育意义，《斩马谡》有反教条主义的意义，《宋江杀惜》有反麻木不仁的意义等。同时，剧院排演了些配合抗日宣传的新编历史剧。1943年秋开始，又陆续编演了一些反映现实和人民生活的现代戏。那时候坦白运动已进入后期，剧院里非常多的人都受了冲击，但工作照旧进行，演出照常安排。那时，我生第一个孩子后，参加演出了几个现代戏：张一然编剧、王一达导演的《上天堂》，张梦庚和肖甲编剧、王一达导演的《回头是岸》，张一然编导的《张学娃过年》，张一然编剧、牛树新导演的《醒后》。这几个戏里，我都演主要的或重要的女角色。其中《上天堂》最受欢迎，成为后来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
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2）
《醒后》那个戏，许多唱段采用的是河北梆子调儿。我从没唱过河北梆子，牛树新同志就教我唱，可我学不出那个味儿。他说：“没关系，多练练就行了。”那时，我很听话，叫我唱，我就唱；让我演，我就演。戏演得多了，我胆子也大了，唱得有味儿没味儿，都敢上台。演出《醒后》没几天，我在党校碰见了王鹤寿同志。王鹤寿同志当时在组织部工作，但是很懂戏，也很爱看戏。他看了《醒后》。那天一看见我，他就笑起来，说：“任均哪，你可把河北梆子糟蹋苦了。”把我说得笑个不停，也很不好意思。
那段时间，除京剧外，我还参加过几次眉户戏、歌剧、歌舞和话剧的演出。我和我们延安平剧院的李纶、齐秀林一起，应边区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演出了他们组织排演的眉户戏《治病》。这个戏是钟灵编剧，李纶导演，我扮演女主角。一个外国人在延安看了这个戏的演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后来写的文章里，还称赞这个戏。我又应中央党校三部（前马列学院）邀请，参加演出了他们组织排演的歌剧《红鞋女妖精》。这个剧是根据当时陕北农村发生的一件装神弄鬼的事件编的。周戈、苏一平编剧，金紫光作曲，周戈导演，塞克艺术加工，我在里面扮演女主角。一起同台演出的有周戈、朱丹、钟灵等。
1944年和1945年，我在延安平剧院参加演出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是中央党校部分教职学员集体创作、首先演出的，执笔编剧是杨绍萱，原执行导演是齐燕铭。然后延安平剧院复排演出，导演是王一达，我扮演林娘子。《三打祝家庄》的执笔编剧是李纶、魏晨旭、任桂林，执行导演是王一达、魏静生。这个戏里，我参加演的是“三打”，扮演乐大娘子。那时候，《三打祝家庄》从剧本定稿，到定好的演出时间，只有二十来天，时间非常紧。延安平剧院全院当时一百多人，全力以赴投入排练。排演场地就是在平剧院驻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那样的地方也是我们平日的排演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都是在那黄土地上摸爬滚打地排演。
《三打祝家庄》演出后，毛主席在给任桂林同志回信中说，这个戏“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这封信，原来保管在当时延安平剧院院长刘芝明那里，不久他被派往东北，就放在剧院秘书张梦庚那里了。1946年，张梦庚随王一达去张家口给剧院招收演员。他把这封信锁在抽屉里，跟谁都没说，就走了。结果，赶上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大疏散，他们就没从张家口回延安，而留在晋绥边区工作了。剧院里的人也不知道抽屉里有那信，撤退的时候就没取出来。毛主席的这封信就丢了。
《三打祝家庄》后，我又参加演出了中央党校教务处组织排演的民间歌舞《花鼓》。这个节目最初由鲁藜作词，孟波作曲，王一达导演。演员除我以外，还有孟波的夫人严金萱，和肖甲、朱革。演出很受欢迎，《花鼓》成为保留节目。在后来一个时期内，延安每有重要晚会，都根据当时需要，现改歌词，演出《花鼓》。1946年3月，美国马歇尔将军到延安，中央举办大型欢迎晚会，我们这个《花鼓》也上台演出。我记得那次改编的歌词里唱道“马歇尔将军美名传千古”。那次欢迎会上，陪着马歇尔一起来延安的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写历史，别忘了我张治中三到延安。”给人印象深刻。
那年夏天，我参加演出了话剧《等着我吧》。这是苏联西蒙诺夫编剧的一个戏，印象中是西北文工团组织排演的。那次，邵惟、张季纯是执行导演，王一达主演，我扮演一个女配角。同台演出的还有李波、齐心、王亚凡、陈若飞、肖甲、周冰等。齐心和李波、陈若飞也都是我在延安相识多年的朋友，喜欢在一起聊天。1946年5月至8月，我带职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学习。延安平剧院有重要演出时，我还参加。
我在延安平剧院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戏，是陈白尘编剧、特邀刘郁民导演的大型现代讽刺话剧《升官图》。我扮演马小姐。这个戏通过肮脏的官场交易的剧情，表现了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关系学盛行、真理良心丧尽的官僚政治现实，说明国民党政权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那是一种创造性的特殊艺术形式的演出，非常受观众欢迎，报纸上还有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
那些年在延安做京剧工作，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我们在野地喊嗓子，练功、排戏都是在半山坡或平地找空场。大家跑圆场、翻跟头、练武功等等，都是露天。后来，有过一个所谓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大平房。开会、吃饭、练功、排戏，甚至内部的小型演出，都可以用这个小礼堂。在延安本地公演时候，是在几个大礼堂里面演，有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边区政府大礼堂，后来还有中央党校大礼堂。说是大礼堂，其实，只有八路军大礼堂比较大，别的礼堂，都挺小的。观众座位是用横木板条钉的。舞台、后台都小得很。就是在那样条件很差的小舞台上，我们开始了延安早期的京剧演出。后来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就大些了，条件也比较好些了。
在延安，我们也在露天的舞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党、政、军各级干部和部分战士、工人、学员。有时在商业区的旧式戏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附近农民和工商业者。去外县和下乡演出时，都是在临时搭起来的露天舞台上，观众除很少数当地干部、战士外，就都是农民了。无论在哪儿演出，我们都很受观众欢迎。在延安演出时，常有外县的干部、战士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来看戏。我们自己那时候觉得，陕北群众对京剧像对秦腔和眉户戏一样喜爱，我们为他们演出时，观众总是非常踊跃。
调晋绥军区平剧院，
在杨家沟听周恩来讲“窦尔敦性格”
1946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和一达都转到山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