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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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夫没入共产党，但也决不入蒋介石的国民党。他忘不了孙炳文之死。他受聘于政府机构多年，效力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党。那些年，因为年轻时就有的*共和理想，他一直保持着对共产党的好感。在重庆时，他给共产党人提供过不少帮助。国民党撤退前夕，*地下党曾经找黄志烜，请他帮助花费金条，从渣滓洞国民党军统监狱往出救人。他一听，马上就办，说：“快去救！”不幸晚了一步，渣滓洞把关押的共产党人都给屠杀了。四川曾有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黄志烜的这些事。
建国时，黄志烜已六十岁。那时起，他担任了西南煤矿管理局总工程师，负责西南几省国营煤矿企业的工程技术开发管理。
1937年在汉口分别后，大姐到了四川，我辗转去了延安，之后，我跟大姐有二十五年没见面。三姐还见过大姐。那是她跟丈夫冯友兰一起从昆明西南联大去重庆时，住在了重庆九尺坎的大姐家里。
我再见大姐，是1962年了。那时，大姐已入老年，想念妹妹们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粤生，便专程从四川到北京来看我们。我去火车站接大姐，碰到我二姐的儿子孙泱、儿媳石琦也去车站接。二十五年没见面，我一看，大姐竟已老态龙钟，不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了。我心中很伤感，不是滋味。大姐见了我和三姐，非常高兴，特别亲切。那次她来北京，就住在女儿粤生家。粤生虽然知道母亲实际上是她大姨，但她孝顺母亲。大姐来北京时，曾跟我说：“我这个女儿没白养，对我很孝顺，还给我洗澡搓背呢。”“*”后期，粤生为了以家人的身份，给被*死的姐姐孙维世*，在申诉材料上开始用了孙新世这个名字。
那次，为迎接大姐，二姐的女儿孙维世做东，把二姐家、三姐家和我们家在北京的大小人口聚在一起，到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热闹了一回。大姐在北京住了些天，就到河南看望老父亲去了。那些年，我曾很想到四川去看看大姐，因为我忘不了小时候大姐对我的慈爱。但是，那时我的五个孩子或在念书，或在幼儿园，经济负担重了一些，没去成。大姐来北京时，跟我们约定，过几年给父亲做一个热热闹闹的百岁大寿。不料，在北京相聚后没两年，没等到父亲百岁，大姐就撒手人寰，离开我们了。这件事，我们始终没有告诉父亲，直到“*”中父亲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大女儿已经先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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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1）
于是，我们六姐妹只剩下我和三姐了。三姐任载坤的生活道路是另一样的，看似安逸，其实也都是骇浪惊涛。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我父亲看中了冯友兰，就像古代时候，父亲就给定了婚。订婚前，两人从未见面，他们于1918年在开封结婚。以后，我便按照习惯，称三姐夫冯友兰为“芝生兄”。
三姐也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开始她在开封的河南女子师范学校当算术老师，后来有了孩子，就回家料理家务了。他们婚后生活条件不错。我二姐夫被蒋介石杀害后，他们也在经济上尽力支持我二姐。抗战前，芝生兄帮助二姐任锐办北辰中学，资助二姐的儿子孙泱在北京上学、去日本留学，又资助二姐的女儿孙维世上北京的贝满中学。维世读贝满时，常回到我三姐家过周末。
三姐和大姐相貌酷似。抗战前，大姐有时住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一次出门碰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跟她打招呼。那是物理学家叶企孙。叶企孙当时正要走进三姐家门，以为我大姐是我三姐——冯友兰太太，就跟她打招呼。大姐以为只是路人礼貌，也就笑着点头。叶企孙转身进了三姐家，竟然看到又一个冯友兰太太在家里，非常奇怪。
我小时候在北京念书时，住城里大姐家，也短期住清华大学三姐家。抗战开始后，大家仓皇逃难，我都没来得及从城里到清华去跟三姐告别。后来我到了延安，三姐一家到了云南的西南联大，我们好多年不通音讯。过后才知道，那些年我和三姐是地北天南。
抗战结束后，我还在延安。有一年，我情同姐妹的好友于陆琳从延安到北京去搞地下工作，专程到我三姐家去看了我三姐。那时三姐并不知道我还在不在延安，于陆琳也没暴露身份，只跟她说“我认识你六妹”，跟她说我一切平安。三姐也不问我在哪儿，她心里应该明白我是还在延安了。于陆琳那时跟我通信，说她去看了我三姐。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到三姐的消息，第一次有延安去的人见到三姐，心里觉得很感动。
于陆琳看望我三姐后没几年，全国解放了。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住在前门一个“华安饭店”里。开会前，三姐进城到饭店来看我这个小妹妹。她穿着出门的衣服，整齐高雅，见我穿着从延安穿来的破棉袄，补丁摞补丁，觉得我受了这么多年苦，心疼得当时就落下泪来。我说：“三姐你别难过，我真的挺好的。”三姐当时就塞给我好几块银元，让我给孩子买吃的。银元那时候很值钱。
过几天，我和丈夫王一达到骑河楼坐清华的校车，出城去清华大学看三姐。三姐让小儿子冯钟越去清华校门口接我们。他不认识我们，没接到。三姐又打发小女儿冯钟璞去接。我们在清华门口等着，忽听见有人问：“是六姨吗？”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姑娘，觉得这可能是钟璞。我们当年分别时，钟越还是个小儿童，钟璞还是个小姑娘，现在，长这么大了。钟璞其实也不认识我们了，只是看见这两个人穿的是解放区的破棉袄，就试着叫了一声，就把我们接到了。她引着我们走进清华园，一路上热情地问长问短，把我们接到了家。
三姐的这个女儿，聪明过人，修养很好，真是个才女，多年以后成长为著名的作家，笔名宗璞。她一直对我很好，有事儿常和我商量，到现在还给我订健康杂志。逢年过节，我们总要相聚。她的丈夫蔡仲德是位学者，建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前几年因癌症去世了。现在，她的女儿冯珏很孝顺母亲，有时也陪着她来和我相聚。钟越后来成长为科学家，是我国飞机强度专家，也是开创者，在歼８、歼9等多种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光荣册。他长年在黄土高原工作，到北京时，也来看望我。可惜五十一岁就病逝了。三姐的大女儿钟琏在西南联大读的外语系，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没结束时就去世了。三姐的大儿子钟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从军抗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役，后去美国，留在了那边，成为工业锅炉专家。近年常回国，每次也都来看我。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2）
钟璞在清华门口接我们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饭。芝生兄在学问上是一代宗师，但平常话不多。那天却问了我们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很有兴致。后来，三姐三姐夫又进城来看我们，在前门大街请我和一达吃烧麦。在饭馆里，旁人都看着奇怪：一对衣衫整齐的文化人夫妇，怎么跟一对穿着解放服、腰里扎着皮带的土八路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后，我和一达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带着儿子延风、女儿乔乔，去清华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原单位的人，邓泽、张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门，来看我们，还在那儿高兴地玩，跳舞什么的。在清华三姐家住着时，梁思成先生听芝生兄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就要跟我们见面，约了时间到三姐家来。我们知道梁思成是一个搞建筑的大专家，一见面，却是一个特别平易的知识分子，说话客气得很。梁思成问我们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房子，可是我们只知道毛主席住窑洞，答不上来，弄得他挺失望的。我们多年在陕北钻窑洞，显得很土。那时三姐家有一个电冰箱，我看着特别新鲜。当时北京城里没什么电冰箱，清华园里也只有这一个。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来的，后来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我们还在城里白米斜街3号住过。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当时，我们住前院，闻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后院。芝生兄和闻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闻一多被暗杀后，清华大学不再给他夫人提供住宅，冯友兰就邀她带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带着我，穿过狭窄的侧夹道，去后院看望闻太太。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津津，都走啦，出来吧。”津津才爬出来。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3）
曾经师范毕业、当过学校校长的三姐，一生都贡献给家庭、贡献给丈夫冯友兰了。三姐和大姐、二姐一样，都是“改组派”，就是小时候缠过脚，但缠得不厉害，后来放了，看不出来。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性。三姐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很有工作能力，后来辅助丈夫，就不在外面做事了。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抗战期间在云南西南联大时，生活艰辛，有些教授卖文卖字刻图章，我三姐就卖炸麻花，用这些办法来补贴家用。
解放以后我父亲来北京时，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住过。1949年，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到乙所看我父亲。有一次钟璞一个人在家时，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