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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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严重，还能批准她去看？”军宣队就不让我去看父亲了，说什么都不批。我只好让乔乔再往郑州。乔乔到了外祖父家，没找见人。她打听问路到了医院。父亲见到乔乔，第一句话是：“你妈妈怎么不来？”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他知道，他的小女儿，他自己当年亲自送到延安的六女，那时也失去了自由。连女儿都见不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最难受的事。继母后来告诉我，一百岁的父亲临终前多次叫我：“六妮儿，六妮儿……”就这样，带着对“政变”乱世的深深失望，带着看不到女儿的深深失望，他的生命终结于“*”。
1969年1月23日晨，父亲去世了。那天，河南省政协“斗批改领导小组”开出介绍信，到郑州花园路照相馆放大了一张我父亲的照片。父亲去世，军宣队也不放我，我始终没能去见父亲。又是女儿乔乔替我去了郑州，代我参加了1月26日在郑州的火葬场里开的小小的追悼会。《河南日报》登了“任芝铭先生病故”的消息。那是春节之前，腊月寒冬。他的女儿们，没有一个能去送他。
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2）
抗战时候，我的生母去世时，我们姐妹就都不在家。那年我在家跟母亲分手时，虽然没有想到会就此永别，但总觉得，这烽火遍地之时，不同于以往的寒假暑假，说回就回来，说走又走了。那时抗战已全面爆发，母亲也要为国出力，捐了些戒指、耳环支持抗战，还在家里请了很多妇女，给前线士兵做棉鞋棉袜子和耳暖子。母亲随父亲走过一些地方，多受父亲和二姐影响，因此不是一个视野狭窄的家庭妇女。自从我二姐夫孙炳文被害之后，她就恨蒋介石。她把二姐的几个儿子抚养起来。孙泱、孙济世、孙名世的生活和读书，主要都是她出钱供给的。而且，她想让我也走二姐那条路。母亲痢疾十几年了，父亲出门总带回各种各样的药，但总无效。这时，她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姐姐们又都不在。看着她瘦弱的样子，我放心不下。但她说：“你这么大的女孩子，在家待着也就没出息了，别光惦记娘，出门去吧。”
回想起来，最后那次，母亲可能已经预感到，那一别，就是永别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六妮儿，现在你出门，是去抗日，是为国。兵荒马乱的，娘的身体又不好，不知道咱娘俩以后还能不能见面。”她拿出个翡翠戒指，说：“娘这儿有个戒指，跟娘多年了。娘把它给你，留个纪念。”我心里难过，说：“娘，我不戴那个。我会回来的。”母亲说：“戴不戴的，留在身边。哪天你想娘了，就拿出来看看。”我鼻子一酸，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哭起来：“娘！我不去了！我永远和娘在一起！”母亲轻轻拍着我说：“这孩子，又说傻话了。人家剧团还等着你呢。你去演剧，是抗日呀，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将来，你能跟你二姐到一起去，娘就放心了。要是哪天你和姐姐不在一起了，你一定要自己照护好自己。”就这样，我收起了戒指，带上父亲给我的《关帝诗竹》拓片和线装《唐诗三百首》，还有我喜欢的《拜耳钢琴曲》，离开了家。
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姐妹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只有父亲守护着她。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最放心不下我，临终前她叮嘱父亲，叫他一定让我和二姐走同一条路。父亲送我去延安，也是在了结母亲的心愿啊。就这样，我随着父亲远上陕北，永远地离开了母亲。
三十年后，父亲去世时，我们姐妹还是没有一个在身边。早在“*”前好几年，我和大姐、三姐就相约已定，1969年，我们三姐妹和孩子们，还有二姐的孩子们，所有家人一起去郑州，为父亲做一个隆重的百岁大寿。没想到，“*”乱世，寿礼成了葬礼。
我只能见到父亲的骨灰。半年后，下乡麦收结束了，军宣队才批准我去郑州。我的继母朱氏婶到火车站接我，见面就抱着我哭起来。那时，朱氏婶已经被赶出了父亲原来的房子，住进一间很小的平房。她告诉我：“你爹一死，他们就不让我住大房子了。”小平房里只挤着一床、一柜、一桌、一凳，桌上放着我父亲的骨灰盒，日夜放在那儿。她每天擦。我劝她把骨灰送到陵园去，她哭了，说：“你不知道，她六姐，你爹在这儿跟我做伴儿，陪着我。他要是走了，谁跟我做伴儿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回北京后我跟三姐说起，三姐也落泪不止。后来，朱氏婶还是听了我们的意见，跟省里说了，把父亲的骨灰送进了烈士陵园第一室。当时省里还在烈士陵园举行了一个骨灰安放仪式，很郑重。
继母朱氏一直对父亲很好，对我们姐妹也很好。我出国工作时，她想让我把孩子送到郑州，她代为照管。以前父亲来北京开会时，带着她在新侨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都住过。公社化后，粮食紧张，她在饭店吃饭时，就悄悄把桌上剩下的馒头攒起来。她陪父亲来家里看我时，就给我带来包馒头。那年头，我真想馒头。看见馒头，高兴极了。朱氏婶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父亲去世后，她非常孤独，怀念我父亲，经常哭泣，哭得眼睛快瞎了。1970年，我接她到北京，住在我家，服侍她到同仁医院、友谊医院治眼睛，住了三个多月。一次在郑州，她那间小平房的邻居跟我说：“你婶老说你好，说你心疼她，对她好，还老给她钱。”我说：“我婶对我好啊。”多年后，我把朱氏婶的骨灰安葬在了我父母亲的墓地，为她立了碑。
父亲去世二十八年后，1997年，我们六姐妹中，已经只剩我一个了。那年，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由我们的长子延风陪着，回到新蔡县，重新安葬了父亲的骨灰，与母亲合葬。族侄任怀臣的家就在我父亲的墓地旁边，他说他会很好地为我父母守陵。我代表姐姐们为父母立了碑，我的次子克明代笔撰写了一篇碑文，刻在了那上面：
先父母碑记
先父任芝铭（1869～1969），字子勉，新蔡人。早期同盟会员。幼家贫，喜诗书。八岁入塾，卅四中举。弱冠从教，古稀不止。泽及豫津辽陕，凡五十年。资创今是学校，有教无类，桃李天下。先父生于败世，目见疮痍，因每有国难，拍案而起。清季奔走，毁家亡命。辛亥举兵，光复城池。北伐花甲入伍，抗日七十从军。新中国建立，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河南省委主任委员。耄耋之年，值万马齐喑，知乡有饿殍，泫然不眠，乃上书总理，痛陈民情。其志重天下者，盖可知矣。惜遇“*”乱世，郁郁而终，享年百岁。生母张氏梦吉（1873～1938），新蔡人。深明大义。不恋先父功名，共捱血雨腥风。操劳育女，病笃先故，享年六十五岁。昔先父在世，龙钟拄杖，送女延安。教训女儿，先天下忧为己忧。女五十余年未敢少忘。慈母育女之恩，更在心间，每每念及，怆然涕下！今，女六姊妹惟女及婿存，得见民富国强。乃松梧覆盖，修文立碑，告慰天灵。亦偿诸姊之夙愿。并颂父母大人大义之风永存！
六女 任 均
六婿 王一达
率 外 孙 王延风 王克明 王克林
外孙女 王乔乔 王津津
外孙女 冯钟璞
公元一九九七年清明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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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辈欲作亡国奴乎？”
我没有兄，没有弟，也没有妹妹。我只有姐姐——五个姐姐。父亲也曾想要儿子，但是他的观念使他没有过分看重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前清举人，也是一个清末革命党人，又是一个民国老同盟会员，还是一个新中国的*人士。他接受了进步观念，一生奔波，所以，没有儿子这件事，并没有使他像过去的人们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他当年给二姐的诗中，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句，便是说他任人指点他没有儿子，只对女儿寄予希望。
父亲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对我们六姐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虽然在各自的青年时代，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但几十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些道路，殊途同归。
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女儿，活了我们六个。而我的四姐、五姐，年轻时就病死，所以活到老的，只剩四个女儿。我们姐妹同父同母，但是我的年龄要小得多，甚至比我二姐的孩子还小好几岁。我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来岁。所以，说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似不为过。也正因此，我和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姐姐们比起来，就显得少知世事了。我们六姐妹的名字，是按照馥、纬、载、焕、叙、平的顺序排下来的。大姐叫任馥坤，二姐叫任纬坤，三姐叫任载坤，四姐叫任焕坤，五姐叫任叙坤，我则叫任平坤。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我觉得都很大气。二姐参加革命后，改叫了任锐。父亲还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任幼均”，我小时候一直用。后来到延安，想改个名字，免得给国统区的家人添麻烦，我就跟二姐商量我叫什么，二姐说：“你把‘幼’字去掉吧，就叫‘任均’。”这样，我就叫了任均，一直叫到老。父亲给取的名字，我只用了十几年。但是父亲始终使用他给取的名字唤我，直到他一百岁，还是那样。
1。“五四”时，四姐任焕坤写道：
“尔辈欲作亡国奴乎？”
我刚出生一年多，我四姐就去世了。所以，四姐任焕坤的情况，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四姐1917年秋季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也叫“开封女师”。她念书非常好，成绩优秀。那时，她和未婚夫刘沛直的妹妹刘巽章同桌学习，两个女生，不是你第一名，就是我第一名。
上学念书最好的结果，就是思想的觉醒和解放。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到开封。5月13日，开封十五所学校联合召开千人大会，十九岁的四姐任焕坤，和同桌同学刘巽章，还有张静君、许卫君，这四位女生登台演说，痛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和宰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汉口《国民新报》对此有所报道。我四姐她们几位女生，成为当地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开封学生联合会决定全市总罢课，致电北京政府，提出惩办卖国贼、允许学生言论自由等六项要求。罢课斗争险些流产时，我四姐和刘巽章、宋若瑜等，致函各校，责以大义。四姐是主要执笔。信中说：“寇深矣，国危矣，尔辈男子，犹伏案呻吟，毫无所觉。尔辈欲作亡国奴乎？抑神经麻木，良心丧尽，如彼凉血动物乎？”在军警围困各校的情况下，她们设法请各校厨役辗转递送信函，最终推动实现了全市罢课。
四姐她们还四出散发《河南学生罢课宣言书》，要求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等。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8日刊《河南学生罢课之详情——女生激励男生之结果》，有对我四姐等女生事迹的介绍，说：“开封学生此次爱国之表示，以女子师范及农校为最坚决而果毅。”后来，四姐和另外一些同学共十二名女生，在学期结束时，被省教育厅以“过激”理由挂牌处分。在革命年代，四姐的勇气、才华和爱国精神得到人们的肯定。1920年5月7日北京《晨报》刊《汴梁*记》云：“种种原因，成了现在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