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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59部分

小说: 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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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2)
至于翻译,五十年代初,我翻译了一些近代德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等等。翻译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已经集成了一个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7年起,我陆续翻译、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十王子传》(选译)等等。从1973年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南亚东南亚各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印度各种语言和国外许多语言的译本。它对中国也有影响。蒙、藏和新疆地区,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罗摩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也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却一直没有汉文译本。在过去,翻译这样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对于我这个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忙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所谓“*”还没有结束,我头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顶也没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学生宿舍和系办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楼里,去看守大门,传呼电话,分发信件。后来不知怎样一来,我又成了教师,教一点英文。总之,我是靠边站,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杂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我从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译完。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摩衍那》第一册,到1984年完全出齐,共八巨册。
  与中印文化关系史有关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同年,广西漓江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现在正写一部《糖史》。
  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资料,已经中断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来。因为在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批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我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解读这些残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从1982年起,我在国内外一些杂志上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了一些论文。将来准备把全部残卷整理成一部书出版。
  有人可能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翻译与创作有矛盾。也许是因为我在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五六十年以来,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我不但翻译文学作品,自己也从事创作。少年时代大概也写过诗。从高中起就专写散文,迄今未断。已经出版了四个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朗润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选集》,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五个集子《万泉集》也已出版。个人*《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1988年4月15日写完
  1992年4月补充重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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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跋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溟”。又问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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