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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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李克农奉命率领桂林八办部分人员，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设宴款待李克农全家，朱德作陪。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以为你回不来了！”
当月，毛泽东点名李克农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创立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又任中情部副部长。
情报工作本是李克农的老本行。这次李克农带回延安的，不仅有桂林八办的人员和物资，还有南方十三省的地下组织，还有绝对机密的情报关系。①
“八办”为中共的公开对外工作创立经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成立军调处，李克农又是其中干将。
第五章 深入虎穴
边保出击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份，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
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①
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任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②
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③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第五章 深入虎穴
周恩来的重庆联络图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
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的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精神的原子爆炸”？原来，如此比喻政治工作的威力，并非中共的专利。可是，以政治工作获得如此美誉，却好像惟独中共一家。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法、俄、德、西、波六国语言。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①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下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