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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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共党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①②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