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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19部分

小说: 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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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3)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一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一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一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贪污、误国,想组织一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一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韩炼成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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