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精华:胜在三十六计 赢在孙子兵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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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自挂帅，率十万精兵及三千越兵攻打齐国，鲁国立即派兵助战。齐军中吴军诱敌之计，陷于重围。齐师大败，主帅国书及几员大将死于乱军之中。齐国只得请罪求和。夫差大获全胜之后，骄狂自傲，立即移师攻打晋国。晋国因早有准备，击退了吴军。子贡充分利用齐、吴、越、晋四国的矛盾，巧妙周旋，借吴国之“刀”，击败齐国；借晋国之“刀”，灭了吴国的威风。鲁国损失微小，最终从危难中得以解脱。
努尔哈赤父子亲率十数万大军，声势浩大，锐不可当，进犯明朝，志在必得。明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亲自率部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以十三万之众围攻宁远，宁远守兵仅万余人。十三比一，力量悬殊。宁远守将袁崇焕，身先士卒，奋勇抗敌，击退努尔哈赤三次大规模进攻，力挫骄横的满兵。袁崇焕趁努尔哈赤的军队气馁之时，开城反攻，追杀数十里，击伤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惨败。努尔哈赤遭此败绩，身体负伤，攻占明朝的壮志难酬，羞愧愤懑而死。皇太极继位，第二年，又率师攻打辽东。袁崇焕早有准备，皇太极又兵败而回。
又经过几年的准备，皇太极再次攻打明朝。崇祯三年（1630），他为避开袁崇焕守地，由内蒙古越长城，攻山海关的后方，气势汹汹，长驱而入。袁崇焕闻报，立即率部入京勤王，日夜兼程，比努尔哈赤的军队早三天抵达京城的广渠门外，做好迎敌准备。满兵刚到，即遭迎头痛击，努尔哈赤的先锋巴添狼狈而逃。
皇太极视袁崇焕为从未有过的劲敌，又忌又恨又怕，袁成了他的心病。皇太极为了除掉袁崇焕，绞尽脑汁，定下借刀杀人之计。他深知崇祯帝猜忌心特重，难以容人。于是秘密派人用重金贿赂明廷的宦官，向崇祯告密，说袁崇焕已和努尔哈赤订下密约，故此努尔哈赤才会深入内地。崇祯帝勃然大怒，将袁崇焕下狱问罪，并不顾将士吏民的请求，将袁崇焕处死。皇太极借崇祯之刀，除掉心腹之患，从此肆无忌惮，再也没有遇到像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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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计 以逸待劳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释义】
迫使敌人处于委顿的境地。困敌可用积极防御，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而我因势利导又可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不用直接进攻的方法，同样可以制胜。以逸待劳是取胜的良方，是作战时不首先出击，养精蓄锐，以对付从远道来的疲劳的敌人。以逸待劳的关键并不是待在原地不动，守株待兔式的等待敌人的到来，而是以简洁的思路应对复杂的局面，以不变应万变。
管仲治国备战，孙膑马陵道伏击庞涓，李牧大破匈奴的事实，证明调敌就范，以逸待劳，是“无有不胜”之法。调用关键性的条件，来对付无穷无尽、变化多端的情况，掌握主动权。
以逸待劳在现代商业领域也是经常用到的一计。利用此计需要经营者心理承受能力强，在和对手进行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要耐得住时间，耐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小恩小惠，保持良好的状态，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需求。
在人际交往中，甘愿妥协退步，不是目的，而是以退步赢得时机，想出奇招，使自己获益。因为必要的退步是为了换来更大的利益，万不可在经营不力的情况下，盲目行事与对手硬拼，一定要停下来寻找机会，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拔剑再起，反败为胜。
战国末期，秦国将军李信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战争初期，秦军锐不可当，连连获胜。不久，李信轻敌而中了楚将项燕伏兵之计，一败涂地，狼狈而逃，秦军损失惨重。后来，秦王派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陈兵于楚国边境。楚军出兵迎战。王翦却专心修筑城池，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而楚军急于击退秦军，多次挑衅均未成功，相持一年有余。王翦在军中鼓励将士养精蓄锐，吃饱喝足，休养生息。秦军将士人人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平时操练，技艺精进，王翦心中十分高兴。一年后，楚军绷紧的弦早已松懈，将士已无斗志，认为秦军的确仅是防守自保，于是决定东撤。王翦见时机已到，下令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秦军将士人人如猛虎下山，杀得楚军溃不成军。秦军乘胜追击，势不可当，最终消灭楚国。
让敌方处于困难局面，不一定只用进攻之法，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待机而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对动，积极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不让敌人调动自己，而要努力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所以，不可把以逸待劳的“待”字理解为消极被动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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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吴国杀了关羽，刘备怒不可遏，亲自率领七十万大军伐吴。蜀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进击，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直至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猇亭（今属湖北省宜昌市）一带，深入吴国腹地五六百里。孙权命年轻将领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人迎战。陆逊深谙兵法，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刘备锐气始盛，并且居高临下，吴军难以进攻。于是决定实行战略退却，以观其变。吴军完全撤出山地，这样，蜀军在五六百里的山地一带难以展开，反而处于被动地位，欲战不能，兵疲意阻。相持半年，蜀军斗志松懈。陆逊看到蜀军战线绵延数百里，首尾难顾，又在山林安营扎寨，犯了兵家大忌。时机成熟，陆逊下令全面反攻，打得蜀军措手不及。陆逊一把火，烧毁蜀军七百里连营，蜀军大乱，伤亡惨重，慌忙撤退。陆逊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
以逸待劳的关键在于，积极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以逸待劳之计的奏效，要依赖以下条件：首先要善于选择战争的时机和地点，在敌人的疲惫达到最高点时，在最有利于歼灭敌人的地形条件下，一举发动进攻。其次要有耐心，不到时机和条件成熟绝不动手，绝不能被敌人的挑战所激怒。以逸待劳的战术对身为东道主的一方尤为有利，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所以不存在给养方面的问题，只要耐心地拖延下去，就能获得绝佳的战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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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计 趁火打劫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释义】
当敌人陷入严重的危机之时，就应该乘局面混乱而获得利益，一定要利用对方混乱的时候进攻。
趁别人家中发生火灾，一片混乱，无暇自顾的时候，去抢劫人家的财物，乘人之危捞一把。当敌方遇到麻烦或危难的时候，就要乘此机会进兵出击，制伏对手。敌方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内忧与外患。天灾人祸，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农民起义，内战连年，都是内患；外敌入侵，战事不断，都是外患。敌方有内忧，就占他的领土；敌方有外患，就争夺他的百姓；敌方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可以去兼并他。总之，抓住敌方大难临头的危急之时，赶快进兵，肯定稳操胜券。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争霸，战事频繁。经过长期战争，越国终因不敌吴国，只得俯首称臣。越王勾践被扣在吴国，失去行动自由。勾践立志复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表面上对吴王夫差百般逢迎，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归国之后，勾践依然臣服吴国，年年进献财宝，以麻痹夫差。而在国内则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几年后，越国实力大大加强，人丁兴旺，物资丰足，人心稳定。吴王夫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勾践的假象迷惑，不把越国放在眼里。他骄纵凶残，拒绝纳谏，杀了一代名将忠臣伍子胥，重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淫靡奢侈，大兴土木，搞得民穷财尽。公元前484年，吴国颗粒无收，民怨沸腾。越王勾践选中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的时机，大举进兵吴国。吴国国内空虚，无力还击，很快就被越国击破。勾践的胜利，正是乘敌之危，就势取胜的典型战例。
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早有入主中原的打算，但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顺治帝即位时，年龄太小，只有七岁，朝廷的权力都集中在摄政王多尔衮身上。多尔衮对中原早就有攻占之意，想在他手上建立功业，以遂其父兄未完成的入主中原的遗愿。他时刻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明朝的一举一动。
此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十七岁登基的崇祯皇帝竭尽全力，勤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与庞大无耻的文官集团抗争，十七年来用尽心力去挽救天下和百姓，最终以身殉社稷。他热爱百姓，在最后的紧急时刻，命令吴三桂进京勤王时仍然要弃地不弃民。遗书中写着“勿伤朕百姓一人”，这是他一生对百姓的心声。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占京城，建立了大顺王朝。可惜农民进京之后，立足尚未稳，首领们便开始腐化堕落。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起义军将领掳去。吴三桂本是势利小人，惯于见风使舵。他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李自成自立为大顺皇帝，本想投奔李自成以巩固自己的实力。而李自成胜利之后，滋长了骄傲情绪，没把吴三桂看在眼里，抄了他的家，扣押了他的父亲，掳了他的爱妾。朝三暮四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终于投靠清朝，欲借清兵势力消灭李自成。多尔衮闻讯，欣喜若狂，认为时机成熟，可以实现多年的愿望了。这时中原内部战火纷飞，李自成江山未定，于是多尔衮迅速联合吴三桂的部队，进入山海关，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打到京城，赶走了李自成。多尔衮志得意满地辅佐小皇帝顺治登上金銮宝殿，奠定了清朝占领中原的基础。
第六计 声东击西
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释义】
敌人因为混乱造成了内部散乱、危机四伏的处境，我方则应抓住敌方不能自控的混乱之势，机动灵活地运用时东时西，似打似离，不攻而示之以攻，欲攻而又示之以不攻等战术，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一举获胜。
声东击西是指表面上声言要攻打东面，其实是攻打西面，在军事上使敌人产生错觉的一种战术。这是忽东忽西，即打即离，制造假象，引诱敌人作出错误判断，然后乘机歼敌的策略。为使敌方的指挥发生混乱，必须采用灵活机动的行动，本不打算进攻甲地，却佯装进攻；本来决定进攻乙地，却不显出任何进攻的迹象。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敌方就无法推知己方意图，从而被假象迷惑，作出错误判断。声东击西之计，早已被历代军事家熟知，所以使用时必须充分估计敌方情况。方法虽是一个，但可变化无穷。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目的是团结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为了使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必须先打通南北通道。地处大漠西缘的莎车国，煽动周边小国归附匈奴，反对汉朝。班超决定首先平定莎车。莎车国王向龟兹求援，龟兹王亲率五万人马，援救莎车。班超联合于阗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