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花-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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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传，交给我保存。她还说，她赞成我所做的抢救民间文化的事情。我明白，这位从中华大地上整理出《狮子舞》、《红绸舞》、《西藏舞》和《剑舞》的舞蹈大师，必定深知真正的舞蹈艺术的生命基因是在广大的田野里。
她是我的知己。她以此表示对我的支持。
由此忽然明白，她与我之间的一种忘年的情谊，是来自于对艺术和文化纯粹的挚爱。我便怀着这种感受，打算在什么时候与戴先生再碰上，好好聊一聊。但人生给人的机缘常常吝啬得只有一次。也许惟有一次才珍贵，也许这一次已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就像在雅典碰上可敬又可爱的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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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先生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ú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文就是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ú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译契ú夫的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ú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ú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ú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译家与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也会有某些相似吗？这使我特别想见一见草婴先生。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轻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的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弘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若、冰心等等。我读过徐迟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五百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译家的想法了。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坚持做译家，立志要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啊，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来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
我感谢他。他叫我看到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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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里的山峰（1）
悼李景峰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李景峰这个名字，是的，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编。但他在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差不多三十年前，当我和我的合作者李定兴先生把长篇小说《义和è》的手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心中忐忑不安。那时我们都三十岁出头，甭说长篇，短篇也没写过，稿子在手里还有点自责，一寄出心里就没根了。忽然一天胡同口电话亭的大娘喊我接长途电话，只听电话里自报家门地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李景峰，风景的景，山峰的峰。你们的稿子我们看过了。过两天我陪我们社的总编韦君宜去天津找你们谈谈。等我们吧！”
他的名字我马上记住了：风景里的山峰。他的声音清晰又明亮，似乎还有点东北口音。哪里知道这竟然是陌生的文坛对我发出的第一声召唤。
刚刚把脚伸入文学的我是怯生生的。我是被出版社留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四楼上长达一年的修改作品期间，才懂得种种改稿的符号的。在那个没有电脑和复印机的时代，连怎样用剪刀和糨糊来剪接文稿，都是李景峰教给我的。他是我第一个责编。
然而，那时代的责编与作者是一种极特殊的关系。他要一遍遍地与我讨论小说的人物、写法、细节，乃至某一个具体的用词。如果他不满意，便撇着嘴说我“偷懒”，如果他满意特别是分外高兴时，一定会说：“你这家伙还真有悟性！”我能从这话声里听得出他很欣赏我，但仅此而已，他从来没太明显地赞扬过我。说老实话，我上学时并不太认真，错别字常常会从笔尖冒出来，只要露出一个，准叫景峰抓住。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语文功底好，三十多岁就担任国家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的副组长了。他发现错别字的能耐像高明的警察在车站的人群里发现小偷那样，伸手一抓一个。我至今收藏着他送给我的那本《现代汉语词典》。那本词典是1973年出版的，早叫我烂甚至缺页了。景峰用这本辞典纠正了我不少错别字。
记得他那时挺年轻，比我大三四岁。常常在一起说笑，其实他更多时间是笑嘻嘻地听任我海阔天空，他本人不善言谈，但对人却很用心。我那时家境不好，地震时受难很重，正寄居在友人家。住在出版社改稿时大多时侯只能买价钱便宜的素炒白菜或菠菜。他隔些时候就会在下班时，叫我去他家包饺子。我知道他是想给我开开荦。那时候，吃饺子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奢侈。他住在红星胡同出版社的职工宿舍，一排排平房，门儿临院，里外两小间，从院里一步迈进屋，再一步就进了里屋。记得他每次拌馅时，最后都要再倒上一点香油。然后用食指一抹瓶口的残油，抹在自己嘴唇上，吧唧两下嘴，笑嘻嘻地说这么一句：“真香，馋馋大冯这个馋猫。”那种温馨之情叫我至今还能感到。后来，总编韦君宜特意批给我每月15元的伙食补助，也全是他悄悄“努力”的结果。
然而，他从不向我“表功”。其实真正被人记住的都不是自己表白出来的。在我们的处女作刚刚印出来时，他手拿着那上下两本散着油墨香味的新书跑到四楼上送给我，嘴里说道：“真不舍得给你呀。”他说的是笑话，我却觉得这本书确确实实也是他的。他为这部书付出多少心血，但书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呀。
风景里的山峰（2）
那时，我有点歉疚，有点窘。人家和你一起推动一辆车，等车启程了，你乘车走了，人家却在地站着。
记得一次，他父亲重病，要赶夜车回东北，我送他去车站，车子误点误了很久，待他坐上了车，我再回到出版社时已午夜三点。出版社锁了门。我坐在门口矮墙上一直等到天亮。后来景峰知道此事，问我那天夜里在大街上是怎么度过的。我怕他自责，便笑道，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城市是如何从夜里一点点醒来的。我绘声绘色地讲下夜班的人怎么走路和骑车，上早班的人怎么在清凉的空气里咳嗽，最早的炸油饼的味道如何“有个尖儿”直往鼻孔里钻，以及第一辆无轨车的声音？？他听着笑了。可是过了两年一次聊天聊到赶夜车时，他却忽然说：“我叫大冯在大街上冻了一夜。”这才知道，他一直还在为那件他“毫无责任”的事暗暗自责。
他不仅是《义和è》的责编，还是我独立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神灯》、第一部中篇小说《铺花的岐路》和第一篇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的责编。这些小说的背后全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一直支持着我奔入伤痕文学的大潮。然后我们好像各自东西，我忙我的文学、绘和文化保护，他依旧干着自己的老本行结识一位又一位新作者、改稿、编书，直到把书出版。我只是偶尔与他通一个电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他的电话少了，有时间隔的时间会长达数月或半年。一次，他接到我的电话忽然说：“大作家居然还记得我！”这使我一阵慌张。我忙着解释和致歉，正当我感觉愈解释愈无力时，他却笑道：“解释什么，你要不记着我还会来电话吗？”这使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我挺在乎，在乎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这需要牵着日渐遥远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往事。那么为什么他从来不打电话给我呢？连他后来生病以至突然辞世而去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直到他去世后，他的爱妻刘蕴洁才对我说，他不愿意像那次我跑到北京的和医院去看他。他不叫妻子再把病情透露给我，怕我着急、分心、影响工作。但直到生命最后的一些日子，还叫妻子去书店看看有没有我的新书？？
他把三十年前的那份友情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这种方式源自一种性格，一种情义，也是那个时代编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