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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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间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体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
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坐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忻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该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读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礼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读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彻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