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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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走近，赵顼跨步迎上，笑着说：“先生才气横溢，名震京师，朕在颖府时即闻‘三苏’之名。今日琼林苑相见，释朕久愿，高兴至极。”
苏轼跪倒叩奏：“臣苏轼蒙圣上见爱，惶恐感激。臣敬祝圣上万岁，万万岁！”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是简练生动的，但也是粗浅应景的。可年轻皇帝听得特别认真，觉得十分舒心。他的心头突然浮起王安石的影子：王安石一向以商鞅自誉，前几天又写了一首颂扬商鞅的诗，颇有自得之意。王安石，你真的要成为今天的商鞅吗？他微微一笑，接着苏轼的话说：“朕记得有一首关于商鞅的诗，请先生评论指教”。说完，诵出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皇帝赵顼诵毕，凝国注视着苏轼。
苏轼当然知道，这首诗是依据商鞅“变法”开始时，在咸阳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果然有人这样做了，商鞅即赏金五十这样一段故事引伸的。其诗有理无文，犯有届时文坛上以诗说理的通病，平庸之作而已。但苏轼以为此诗出于皇帝之手，诗中又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心头一惊，冷汗涌出，神情惶恐地说：“臣不敢非议商君，适才所语，狂言而已……”
赵顼大笑，朗声说：“这首诗不是朕写的，朕也不会写诗。‘今天未可非商鞅’之句大武断了，商鞅为什么不能‘非’？贾谊可‘非’，商鞅亦可‘非’！先生刚才的‘非议’不是很有见地吗？朕赞成先生的看法。”
苏轼以手拭汗，急急说：“圣上英明，臣领教。”
赵顼站起，挽苏轼手臂凭栏远眺，十分信任地说：“朕决意‘变法’，以除国家积贫积弱之弊。现朝臣沸扬，人言洋洋，先生判官告院，当为朕深思治乱，无须顾虑，朕之过失，也可指陈。”
凉风一吹，苏轼突然想起弟弟子由的叮咛，悔恨自己刚才口无遮拦、高谈阔论、一副骚人酸态，决计不再多嘴了。但看到皇上此刻焦虑的神情，又觉得不置一词对不起皇上，对不起今日的君臣相会，也有违为臣之道。于是他把自己三个月来积在心底的纷乱想法，浓缩为几句简短的谏言，说了出来：“圣上恕臣直言，今日之弊，是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乞圣上深思。”
赵顼凝神沉思。
这时，宦值走近，向皇帝禀奏：“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奉诏晋见。”
赵顼神情不移，从容下旨：“楼高风大，老人不耐吹打，着令司马光在楼下客厅等候。”
宦值奉旨离去。
苏轼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司马光被召见，预示着朝政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他望着仍在沉思的皇帝跪倒拜辞：“臣苏轼告退。”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花朦朦了。
篇八 王安石书房 福宁殿
琼林苑召见的秘密，加剧了朝臣们的胡乱度测 猜疑也悄悄渗进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者之间的友情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词。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筒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政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民的苏轼和司马光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申述自己的主张。越是不透露风声，越说明天机不泄。众人进而推断：“变法”大约要煞车了！于是，他们在品茶、饮酒中等待着“变法”煞车的惊雷传来。并把这殷切的希望通过酒气的挥发和茶香的飘散，传给了各自的亲朋故友，又通过亲朋故友的酒气、茶香，传出府邸、衙门，传向京都喜欢小道消息的人群……
第二日晚上，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人，也聚集在他的书房里。
书房的烛光亮着，窗外无数夏蚊，黑蒙蒙一片，嗡嗡不息地呐喊着。
王安石身着黑绸短衣，斜倚在一张长形竹榻上，一只手支在耳沿上，机敏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的肌肉无规律地搐动，显示他心底正飞速寻觅一个新的决断。人间若确实存在传说中的那种“耳眼心手，同时并用，以耳知事、以目明事、以心决事，以手行事”的奇人，那就是王安石这样的人了。
曾布神情忧郁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圣上召见苏轼和司马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移进琼林苑，分明有避开执政之意。更为奇怪的是，今天已是第二天，皇上既不视朝，又无谕示，会不会有突变可能？今天一整日，朝廷沉寂得出奇啊……”
曾布所谓的“突变”，就是暗传于二府、三司的“变法”可能煞车。他听到了，吕惠卿、章惇、谢景温等也听到了，他们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王安石开口。
王安石不移不动，眉宇间肌肉渐渐隆起，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三角形。
谢景温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当他看到王安石眉宇间的三角即将形成时，立即从怀里拿出一叠材料献策说：“可以断言，三个月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轼和司马光，在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中，决不会再作哑巴的。皇上今天的沉默和朝臣们暗地的雀跃，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要粉碎这股暗流邪风，必须向几个有声望的人物开刀……”
王安石抬起头来，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谢景温，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
谢景温接着说：“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重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着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咱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吉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