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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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生命，都值得我们这样去做。”这位英国教士继续着他喋喋不休的发泄……
吴士礼中校则用较有分寸的字眼描写圆明园的末日：
“10月19日晚，圆明园已经不复存在。其周围紧邻的区域也仿佛地覆天翻一般。只有黑黢黢的墙垣和一堆堆烧焦的屋架表明皇家宫殿过去所处的位置。环绕着圆明园的松林也已化为灰烬，只剩下一根根被烧成焦炭的树干。”
作为最后的诀别，吴士礼写道：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些园林时，它们使我们想起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仙境。10月19日我们从这里离开，身后留下了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
当得知英国人根本没有考虑法国人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的意见时，葛罗冷冷地挤出三个字，表明他对捣毁圆明园的感想：“真恶心”。这位法国特使还没有从额尔金刚刚寄来的信中回过神来。额尔金来信解释说，这不是一次报复行动，而是伸张正义之举，而他自己绝不会因参与此次行动而后悔。
葛罗心情郁闷。他不再像九月初在天津那样，对接受此次使命感到庆幸。在一封写给外交大臣的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并对接受此次使命感到后悔：
“今天上午，看到圆明园燃起的大火，我的心情完全变了。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哪怕给我几百万的报酬也不会接受。真正让我寒心的是，我与额尔金之间出现了裂痕，这让我害怕。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保佑，加之我的使命感，我也许能成功地摆脱目前所处的这种极其微妙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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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4）
夏尔·拉否例注意到“从战役开始以来，两位特使之间首次出现根本性的分歧，而此时正值决定性的时刻，并且关系到一次后果无法估量的重要行动。”
就在孟托邦向陆军大臣朗东写信的时候，他得知了英国人已经开始执行放火计划。他也在信中谴责英国的行径：“……此时此刻，大火正在吞没那些精美的寺院，而我曾对它们神奇的建造工艺叹为观止。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观赏品”。
再来听听埃里松先生就他上司此时的心境说了些什么吧，“孟托邦既不掩饰他的伤感，也不隐瞒他的愤慨。他常常对我们流露说：‘我受够了，真是受够了。那些人傲慢无礼，虚伪透顶。我觉得，恕我直言，我宁愿他们是我的敌人，也不愿跟他们同流合污。’”
孟托邦对他的英国同行格兰特并没有多大怨恨，他觉得，格兰特诚然是个忠诚的、值得尊敬的人，但他没有什么个性，对额尔金惟命是从。不过很显然，我们这位法国将军不喜欢英国特使，认为他“令人厌恶到极点”。与葛罗一样，他怀疑额尔金正在酝酿推翻满清王朝的计划，甚至在必要时不惜与太平天国军队合作……
阿尔芒·吕西对孟托邦将军的态度赞不绝口，因为孟托邦没有参与这次“野蛮的行动”并且“斩钉截铁地猛烈抨击”这一行径。吕西要求父亲：“请将他的话转告他人，并不断重复他这些话。有些东西是不该大肆宣扬的，但他的抗议将载入史册，这既是他的光荣，也是法兰西的光荣，法国军队的光荣。”
埃里松和吕西都惋惜文化珍宝的丧失。埃里松哀叹道：“宫殿毁了，还有那些寺院、珍宝馆、藏书楼，特别是那些宏伟的藏书楼，被烧得片纸不存。那些珍贵的稿本，就像当年在亚历山大城一样，只剩下黑色的灰烬，随风散落在初雪之上”。吕西抨击英国人灭绝文化的行径：他们“前去扫荡圆明园的残余，还放火烧了圆明园。这座壮观的园林，或者说这些壮观的园林，即使失去昔日的财宝，仍不失为一个奇迹，如今却只剩下一堆灰烬。只是为了毁灭的快感，他们就去毁灭。”……
保罗·瓦兰同样谈到圆明园“美丽的宫苑”完全彻底的毁灭。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得以幸免。皇家行宫，堆满了四十多代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藏书楼，比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更为古老的寺院，统统被付之一炬……”这里对某些东西的古老程度不无夸大之词（它们实际上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最后他不怀好意地说：“英国人秉承他们一贯的传统，独吞了10月7日和8日所忽略的财宝。”这其中也不无他自己未能扩大战果的遗憾。
瓦兰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继查尔斯·戈登之后，哈特·邓恩也证实，英国人并不比法国人清高，能抵抗住抢劫的巨大诱惑。他讲述了火烧圆明园当天，印度部队以及一些英国军官洗劫喇嘛寺的经过：“一开始我们对那个地方还心存敬畏，但对锡克人而言，抢劫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而且我还担心，一些喜欢收藏‘奇珍异宝’的军官们也同样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就这样，无数个小型佛雕，以及与西藏神话有关的小物件，全部不见了。”邓恩上尉认为“军队现在已经染上了无可救药的抢劫饥渴症”。
恭亲王就抢劫圆明园事件向英法两位特使提出的抗议，只起到了更加坚定额尔金决心的作用。额尔金并非不知道圆明园是皇上最心爱的住所。他心里盘算着大清朝廷对这座宫殿、园林和里面的珍宝到底有多么关心。这也是额尔金决心拿咸丰皇帝最心爱之物开刀，给他致命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目击者同样讲述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他们痛心疾首地看着大火不仅吞没了圆明园，还蔓延到海淀镇里的王公官员府邸，直至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庙宇和建筑。
恭亲王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恒祺的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了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圆明园的档案记载，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人们后来才得知，恭亲王当时已经准备好要逃往鞑靼，最后，身边的人几乎要动用武力才把他强行留在北京。葛罗描绘得更为详尽：当时恭亲王的众多随从车辆已经套上了马匹，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动身。
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5）
对英军蓄意焚毁圆明园，恭亲王等曾怀着沉痛心情上奏。咸丰皇帝朱批：“览奏竭胜愤怒！”那片奏章这样写道：
“臣等于初四日亥刻，接到英夷照会，声称：被获夷兵，
凌虐过严，欲拆圆明园等处宫殿。当即连夜札调恒祺来寓，
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到，该卿来后，正在谆嘱商办
间，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即探报：夷人带有马步
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烧毁。
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该夷到后，以大队分札各要隘，探报无从前进，其焚毁
确有几处，容俟查明，再行详细具奏。据恒祺面禀：该
夷云，藉以泄愤，如派兵拦阻，必于城内宫殿拆毁，以
逞其毒等语。臣等办理议抚，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祗因
夷兵已阑入城，不得已顾全大局，未敢轻于进剿，目睹
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1860年11月中旬，一份奏折呈递到热河（承德），咸丰帝由此知悉圆明园在10月7日首次火灾、10月17日至18日各敬事房和西洋楼大火、以及10月24日，即和平条约签字当天，玉玲珑馆大火所造成损失的详情和严重程度。这份奏折还报告了圆明园被人抢劫的情况，但其目的是为了申明，在英国人放火之前，当地的强盗并没有参与抢劫。不过奏折也承认，10月18日过后，附近的强盗和小偷也悄悄潜入园内，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盛怒的皇帝谕僧格林沁等革职留营，并著查孥兵匪。在“廷寄”的上谕中，明示两点：
“僧格林沁、瑞麟统带重兵，节节退札，已属畏葸无
能。此次夷人直犯圆明园，肆意焚抢，又不能驰往救
护，实属咎无可辞。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仍留钦差
大臣；瑞麟著即革职，均仍留军营，带兵堵剿，保护
京城。傥该夷大队攻扑，务须从后兜击，力赎前愆。
“至该夷狡诈多端，现虽退出园庭，仍盘踞黑寺一
带，抚局是否能成？实难预料，仍须严为防备。再，
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
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著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
是为至要！”
那么，英军烧掉圆明园是迫不得已吗？
今天看来，判决似乎不言而喻，而且绝无上诉的可能。孟托邦和葛罗是反对烧毁圆明园的，记录在案。但必须看到，10月15日，孟托邦也曾打算，如果双方僵局不能打破，就夺取北京城里的皇宫。这并不比烧毁圆明园好——或者说甚至会更糟糕。葛罗持同样的看法，也建议捣毁紫禁城。
卡罗尔·麻伦发现，总的说来，所有参与这一行动的人，以及所有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一方面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一方面对必须采取这样的毁灭行动表示遗憾。巴夏礼的传记作者斯坦利·莱恩…波尔这样概括赞同烧毁圆明园一派人的立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毁灭文化的勾当；从成熟的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在他本人看来，这是罪有应得的惩罚。
英国领事理所当然地支持英国人以及额尔金的立场。但他一开始就像姆吉牧师一样，恶毒地大骂法国人。实际上，他想告诉世人，法国人已经洗劫了圆明园并且捣毁了其中的一部分，园中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还说法国人已经在皇上的寝宫放了火。他辩解说，此次行动中，英国人毁灭文化的行径远远达不到人们所想象的程度……
巴夏礼还提出，从圆明园流出并且后来在英国现身的大量皇家珍宝，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法国军人手里买来的！他肯定地说，我们的人没有得到抢东西的许可——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少数军官所得到的那一点点财物，都是分得的共同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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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6）
此外，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还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解释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以儆效尤。这份不打自招的供词已明白无误：放火烧毁圆明园既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迫不得已，也不是军事战略之所需，它只是表现了一种复仇的饥渴，惩罚的欲望。
使用哪种惩罚手段呢？这才是问题所在。巴夏礼罗列了几种不同的方案。索要巨额赔款？烧毁北京城？还是捣毁城内的皇宫呢？他写道：“我认为，额尔金最终决定将圆明园夷为平地，是正确的选择。皇上和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圆明园里，我们可怜的同胞一开始被关押在那里，又在朝廷的授意下在那里惨遭酷刑。”
巴夏礼与额尔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将圆明园化为一片废墟是个好办法。如烧毁北京，首当其冲的将是北京居民，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