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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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的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或是失业在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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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4）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式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的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他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待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待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待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待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待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待的：
“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么“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三
（此处略去5000字，详见原书）
……
“身份识别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各个层次之间绝对不能流动，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不可接触的贱民”永远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身份”和姓氏一样传宗接代。所以我才在上面说“成分高”的后代怎么都改造不好，怎么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无论如何费尽心机都挤不进另一个等级中去。当我在劳改农场捧读《资本论》，读到这样一段话时，我不禁激动万分，在叹服马克思观察分析问题精确之余，还使我认识到这套“身份识别制度”绝不能长久运行下去，是一套看起来设计严密其实非常愚蠢的制度。请看，马克思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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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5）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阶级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679页）
而我们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严格拒绝“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决不“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相反，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打压下去。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和长久吗？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是因为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又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
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
（此处略去2000字）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像“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邪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