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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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刘慎鄂与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等中国学者，参加了由哈特和卜安领导的中法科学考察团（即法国雪铁龙探险队），前往中国西北。该团于乌鲁木齐因内部问题而解体，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负责人刘复（即刘半农）亲自出面，电邀刘慎鄂参加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此后，刘慎鄂对昆仑山的植被等情况，作了艰难的调查。
早年我就听学术界前辈讲过这样一个有关刘慎鄂的故事，大意是：刘慎鄂进入昆仑山后，失去踪迹，像安博特一样，甚至已传闻他去世了。结果，一两年后突然从印度加尔各答打回电报，要求汇去回国旅费，关于他的事迹才逐渐为人所知。原来，他买了一群羊，自放自赶，饿了以羊充饥，一直靠放羊穿过了昆仑山无人区，进入了印度。所以，刘慎鄂从小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但上述传闻是否可靠呢？自从我开始研究西域探险史，曾多方了解过刘慎鄂情况，但一直找不到有关资料。我查阅过《刘慎鄂文集》，曾托人向他的女儿（附带提一下，她也是生物学家，曾主编过《中国沙生植物志》）询问，但都未得要领。不管怎样，我相信西域探险史不应该忘记为刘慎鄂记上一笔。
昆仑山之恋
于阗/和田探险，应该包括这样两大部分内容：一、关于沙漠及漠缘绿洲的调查；二、关于昆仑山区情况的调查。相比而言，后者是其薄弱环节。昆仑山中还有许多空白点，许多难解之谜。1992年，我在和田巴札（集市）上见到一位服饰、言谈异于往常的人，问他来自何方。他说是从昆仑山中来的。他说，到和田市他走了一个月山路，他们那个地方不知归谁管，印度，尼泊尔也不要他们。那时，我真想就此跟随他进昆仑山探险。
1984年8月，在环游塔里木过程我到达了和田市。由作家程万里陪伴，到和田草原站采访。在草原站，我被引见给新疆八一农学院（现已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的教授，名叫安争夕。安教授听程万里介绍：“这是北京来的作家，想听听您对塔里木生态植被问题的意见。”他立即回答：“了解新疆，最近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叫《千古之谜》，一定得看看！”
程万里马上插话：“这就是《千古之谜》的作者！”就这样，我与安教授结识，并成了忘年交。
那次，安教授是想利用暑假带学生进昆仑山考察的。此后，我还得到了一块珍贵的纪念品，那是采自昆仑山的芦苇化石——沧海桑田的见证，至今它与采自博斯腾湖的田螺壳等纪念品，都陈列在我的书柜里。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的八一农学院校园访问了安教授。与他谈昆仑山，谈新疆，真使我如坐春风。他说，他希望能组织一次全面的昆仑山科学考察，届时，他年纪再大也一定会参加。我说：“当然还有我呢！”我们都笑了。
如今，安教授已经退休了，而昆仑山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
不过，我相信，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南极、北极之外的另一个“极地”，人类绝不会在它面前知难而退，裹足不前的！但我希望我能作为这个新的“探险队”的一员，走进昆仑……
八、1992年国际考察纪事
进入和田河的第一支国际考察队
1992年10月11日，“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考察队的车队驶离阿克苏市，开始了自漠北绿洲，沿和田河直达和田的行程。作为领队，我乘坐5号车，行驶在车队中。 。。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4）
“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是一项国际合作的学术活动，包括在北京举行的开幕仪式，在乌鲁木齐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在塔里木地区的学术考察，是由中国、瑞典联合举办的。瑞典方面由斯文·赫定基金会的沃尔特斯、罗森负责，中国方面由马大正、王嵘、杨镰、张友云负责。根据中方分工，马大正是召集人，由马大正、王嵘主持北京及乌鲁木齐的学术活动，由我主持塔里木考察。
和田是本次考察的重点，而沿和田河直抵和田，是考察过程的关键路段。至今，这次学术考察的印象不仅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淡漠，只要一回忆起1992年10月在探险途中的日子，我就激情难抑，仿佛又行进在那充满发现感和探索精神的征途中。
玛札塔格传奇
10月14日下午，考察队终于抵达向往已久的玛札塔格。
玛札塔格由红色与白色两个山峰组成，山峰之所以颜色不同，是由构成的岩石成分迥异所致。玛札塔格被视为和田河的路标，1984年，我曾从墨玉县城乘拖拉机到过这里，那时和田河中还是洪波奔涌，看上去，红山山峰就像直接从河中拔地而出。这次再游故地，河床已成坦途，只有邻岸个别地方尚有积水深坑。我们一齐动手，拾来干柴，点燃篝火，为响应美国学者米华健的倡议，大家自觉地集中了废弃物，在明天动身离去前，统一处理。
这是一个难得的和田沙漠晴朗之夜。晚上，我睡得很迟，尽管旅途劳累，但我仍不愿辜负良辰美景，一直在山边散步。当明月君临天下时，山野、古河、残堡，都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我恍然觉得自己走进了历史，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我被几个中国队员叫醒，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一个让我震惊不已的消息：
昨晚，年龄最大的考察队员H一夜没睡，沿着东西走向的玛札塔格山山脉，向西走了8公里，发现了奇迹。半夜时分，他突然在月光中见到了宏伟壮观的千佛洞，共有上百个完好的洞窟，里边塑像精美，文物成堆，而且H还记住了一个巨型石窟的门楼的匾额是“金天福地”四个汉字，字竟是从左向右写的……古人横向书写汉字，当然是从右向左排列。但是西域民族文字例如佉卢文，在书写时则正相反。这几个汉字出现在于阗王国的关防，它的排列顺序颇不寻常。
我完全被陶醉了，不，应该说是被夺走了魂魄。两位北京的考古学家异口同声说：“H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他绝不会瞎说！”
我就像喝醉了酒，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马大正、王嵘。决定立时作出，而且只能有一个：放弃立即动身赴和田市的原计划，全体人员有组织地去参观、探访这个将震惊世界的“发现”。我们（主要是我）还宣布了“纪律”，不准拍照，不准动文物，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发现“和田的敦煌”的消息，必须等到和田市之后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队员们很快吃了早饭，就陆续沿山脉向西出发了。
临走，我多了个心眼，问了H乘坐的越野车的司机，他证实，H的确一夜未眠，天快亮时，才见到他从山边转回营地。走到河岸上，我叫H同行，他说：自己太疲倦了，走不动，不去了。他还特意关照：沿北山根走上两个小时，就可以见到石窟群。
我和瑞典朋友席沛德同行，我简直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难道我从小时就梦寐以求的“发现”、“探险”，就在今天得以“梦想成真”吗？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5）
一路，我大彻大悟似的对席沛德讲了我对石窟寺出现在玛札塔格的理解，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可也总算顺理成章，言之有据：
当年伊斯兰教军为什么要争夺这儿，而那个报信的妇女向敌人报告的是什么情报？为什么这个情报对双方都那么要紧？而《新唐书·地理志》称这儿为“神山”，《宋史》又把这儿叫做“通圣山”，“神”何在？“圣”何指？——这都表明，玛札塔格就是佛国于阗的佛教圣地呀！
讲着讲着，两个外国代表都把麦克风伸向了我，把我的谈话作为权威的意见，作了录音。
宋代军士王贵万里寻宝
我进而介绍了《宋史·于阗传》中有关玛札塔格的一段记载：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一个叫王贵的军士曾白日见到神灵，神灵对他说：“到你58岁时，就得到于阗国北方的通圣山取回一个异宝献给皇帝，千万别忘了。”到他58岁时，已是天禧元年（1017），他就上书皇帝，申诉前因，要求派他到于阗通圣山取宝。皇帝准奏。
当王贵行到秦州时，心中已相当后悔，认为不该踏上如此漫长坎坷之途。他滞留在秦州，不知怎么办才好。一天在集市上见到个奇怪的道士。道士引导王贵出城登上城郊制高点，问王贵有什么愿望。王贵讲完，道士让他闭上双目，过了仅仅片刻，又听道士叫他睁开眼睛。睁眼一看，王贵大吃一惊，到了一个风景异于内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方。道士说：“这不就是于阗北境的通圣山吗！”又引王贵参观了一个水池，有位仙童从池中现身，并给了王贵一件东西，说：“你拿它去奉献给皇帝。”拿了物品，道士又让他闭目，不一会儿就回到了秦州，再也找不见那个道士了。好在仙童所赠的东西还紧攥在手中，他一看，是一方玉印，印文为“国王赵万永宝”。地方当局就把玉印呈送给皇帝。
讲完这个掌故，我觉得自己就仿佛是那个王贵，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在玛札塔格——通圣山发现了国之重宝！
我们一口气向西走了两个小时，只见玛札山脉渐渐升高，山中的古道也在步步升高，山中一片寂静，只有一些方解石、石英等物，能吸引人们注意，此外光秃秃的，无林无木。
在第一次休息时，我突然注意到：两边山岩都是片麻岩，那是一种质地松软，易于分解为土壤的水成岩，在这种岩石中，怎么能开凿出石窟寺，而其石窟还能在长达千年间不崩坏塌朽呢？
同行人无意中讲了两件不相关的事：一件是听H说，他昨晚在山顶居然见到了观音菩萨现身，还在石窟门前见到几个古装的和尚，并对谈了几句。另一件是提到前不久峨眉山的那件怪事。峨眉山开了一个学术会，会间学者们到山上散步，结果其中一人再未回到现场，怎么找也没找到！
这几件事联系到一起，一下子让我从梦幻中回到现实里。
“别再往前走了！马上回河边营地！”我立即作出了决定。
还好，我们一行40余人，总算一个不缺全回到营地。大家默默地吃了中饭，谁也没说什么。H不敢抬头正视大家，那两位考古学家也不再提此事，我却羞愧难当，为自责而烧灼着肺腑。
从此，我最不愿回想此事，直到今天提笔写这本关于探险的书，我才真正放下了这个包袱，第一次正面回顾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我才不再责怪、记恨H，不抱怨同行者，也不再被内疚、羞愧所俘获，真正原谅了自己。因为我总算理解到什么叫“探险素质”，什么叫“发现感”。因为我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病根。当然，我绝无宗教情绪，但我时常会为失落感、迟暮感攫住不放，不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正确位置吗？时代注定我成不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也成不了黄文弼、彭加木，但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是以他们作为楷模的呀！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6）
我来了，我抵达了和田河、玛札塔格，但我却命中注定归属于“迟到者”，我只能在精神上超过前人。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在幼年时曾担心父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