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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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下刀子，仍然下雾。这次，铁路成了“华山一条路”。
太原火车站人山人海，卧铺、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难求，买站台票进站硬闯上车补票？这个通常可用的办法也没法用，不卖站台票！宣传部长跟阎崇年一起坐在候车室，愁眉苦脸，一点儿辙没有。
有个人突然站到阎崇年面前，问：“您不是阎崇年老师吗？”
阎崇年慌忙站起来跟那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握手。
“我是太原火车站站长。”那人自我介绍。问明阎崇年一行是怎么回事，站长二话不说，立即带阎崇年和县宣传部长进站，守候在通常是列车长所在车厢停靠的位置。
一会儿，一列火车“吭哧吭哧”停下，列车长下车，一眼瞅见站台上的人，顾不上跟火车站站长打招呼，直冲着阎崇年，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哎呀这不是咱阎老师吗？什么？您没票？您还用票？！直接上软卧！”
阎崇年这会儿可真散了架了！简直是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累极了，但不敢睡，万一睡过了站，可就对不起贫困县的乡里乡亲了。但是，他太累了。宣传部长职责所在，应该能提醒下车吧……
有人轻轻推阎崇年，阎崇年奋力睁开眼睛，噢，列车长！
阎崇年耳边传来县宣传部长甜蜜的鼾声。
“阎老师，还有十五分钟到站。”列车长说。
原来，列车长一直坐在包厢外头，成了阎崇年的“卫兵＋闹钟”。
……
沈阳有家大饭店，老总对员工搞文化培训，教材是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从门童到厨师，人手一本；从饭店大堂到洗衣房，早就认“阎崇年”。
阎崇年真到沈阳来讲学了，下榻这家饭店。饭店从上到下都认为豪华客房常主顾来也。一切服务“总统套房”级，到结账时，接待阎崇年者喜出望外：饭店老总埋单。
公路铁路饭店通票（2）
阎崇年多次遇到这类极不寻常的“寻常故事”。有一次，他到南亚一个国家讲演，相邻国家的观众闻讯坐飞机赶来，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为什么？只是为了要个阎先生签名！北京有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喜欢阎崇年的节目，进而喜欢阎崇年这个专家，关心阎崇年的健康。一定要拉阎老师去查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惕的事儿？需要不需要用点儿保健方法，让老先生更加青春焕发？
多年枯坐书斋的书生阎崇年成了“腕儿”，成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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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做学术明星”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难道堂堂大中华提倡“漂亮脸蛋＋文盲”和“魔鬼身材＋弱智”？
“明星”学者应对这类话语时也躲躲闪闪，似乎一跟“明星”沾上边，就不大光彩，回答记者们提问时，经常说“我主要还是在大学教学啊。”诸如此类。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强！”
好厉害的老爷子！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理直气壮！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阎崇年老师签售时，我一直跟阎崇年夫人解志红坐在一边，乐呵呵地边看边聊。阎老师既然是我请来的，我全程地陪理所应当。而阎老师好几次很不过意地过来要求我离开，我说：我就乐意在这儿呆着！
山东记者跟我熟，见我来了，跑来采访：“马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阎老师为人太谦和了，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凡是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书上的读者，他从不拒绝；凡是要求跟他合影的，他也从不拒绝，而且一定得站起来照。
我观察着涌动的人群。有好几个小朋友排在队伍里边。我看到一个跟我孙女阿牛差不多的小女孩，抱了好几本，我把她叫了过来。
“小朋友，你为什么买书？”
“我替我爸爸买。”
“你不看这书吗？”
“不看。我看电视。和爸爸一起看。”
“你知道袁崇焕吗？”
“知道。”
“他是什么人？”
“好人。”
“怎么是好人？”
“他很聪明。”
听了小孩的回答，我想，袁崇焕聪明！这算什么评价？这孩子还是看热闹啊。我继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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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彩。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它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
于丹“酷评”和“捧哏”
百家讲坛渐渐热闹起来时，“说聊斋”也忝列其中。北京开个主讲人和影视研究者的联席会，因为我是外地的，没参加。正是那次会后“说聊斋”从六集扩充成二十四集。当时大家研讨的内容固然有我等这些讲六集、八集的“散兵游勇”，但一讲就是三十八集《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是主要研讨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第一个发言，说要给阎崇年老师提个批评意见。
人们愕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电视台领导和许多前辈，年轻的于丹第一个发言已算勇气不小，偏偏还要提“批评”意见？
于丹说：“阎崇年老师害苦了我妈！她老人家本来天天要午睡，自从播‘正说清朝十二帝’，她再也不肯睡午觉了，非得从头到尾看下来不可！”
更有甚者，不仅于丹的母亲，于丹邻居家的老太太们，全都不睡午觉了，都看清十二帝！而且经常聚到一起“讨论”。
于丹的“批评”说完，人们大笑起来。
其实，于丹是包括百家讲坛在内的科学与教育频道总顾问，第一个发言没什么稀奇。而以“批评”形式“褒扬”，不能不说是巧妙“酷评”了。
人生相处不何逢？时隔一年多，《于丹＜论语＞心得》紧随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通过中华书局，声势浩大地推向图书市场。2007年初，中华书局决定在北京春季图书定货会期间召开重点客户联谊会，请阎崇年在会上讲讲。
阎崇年说：“我和于丹老师一起讲吧。”
于丹说：“我给阎老师‘捧哏’吧！”
阎崇年、于丹并排往讲台上一站，阎崇年说：“中华书局花费大量心血出版我们的书，我们表示感谢！”
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