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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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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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4）
那时吴佩孚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十二三岁的少女，亦被其部属所奸淫。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他带有许多马弁和卫士，即叫来一百多妓女，在张家楼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看着作指挥，喊口令道：“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简直禽兽不如。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间又拿住一郭坚。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枪决之后，暴尸于新城，百姓带着香纸对天叩头，痛哭着指尸大骂，说：你把我们害得入了地狱，这次可天睁开眼睛了！又盛夸阎督为民除害。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词极为难听。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的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儿，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我和吴新田、阎智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绝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当时督署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他在任上惨死，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往往使我泪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是算做的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满人入关时到处惨杀汉人，及统治中国，对汉人又百般压迫凌辱。陕人性格素称刚直，所谓关中豪杰者即是。他们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到民元清廷推翻，即把皇城中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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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5）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绝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臣、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他们的结合，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间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扎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诅骂我，说是宁愿死，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