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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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忿忿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的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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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4）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副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忿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奏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第八章两次秋操（1）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彰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零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的。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地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第八章两次秋操冯玉祥回忆录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看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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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两次秋操（2）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比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订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脱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痛得流泪。当连长的这时处境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