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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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品⑸烁颈浠Ｎ颐且丫殉隽肆邮疲毡驹蛲殉隽擞攀疲�1943年的战争，日军的战争机构已是千疮百孔，处处难以招架。日本的指挥机关想到了——恢复野战体制，然而已时过境迁。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已经出现。
战略反攻阶段的敌后抗战
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帅344旅共同创建了以太行、太岳两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图为向敌后挺进的第129师
从1944年1月开始，敌后作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１月至1945年８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游击性，日军兵力的分散性，带来了敌后战场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的战争样式——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所遇到的不是日军在广大地域上的庞大、松懈、分散，没有后备兵力的作战线，而是日军的强大、集中的野战兵团，那么也就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
进入1944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乘日军集中力量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1944年春、夏、秋，1945年春、夏攻势），并以有力部队挺进战略上的外线，进军河南，南下五岭，恢复豫皖苏，东进苏浙沿海。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99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战略反攻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敌后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军队敌后的游击作战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根据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和形势发展的需求，部分国民党军队也担负了部分敌后游击作战任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区，除翼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在坚持着敌后游击活动。这些游击区也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一定的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典型的敌后游击战战例有：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赵承受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苛岗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2000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19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5月19日，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打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1939年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140多名，夺取县城；
1940年秋，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毙敌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创造了国民党军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其中殉国的游击军将领有：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第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中将，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中将，东北游击队总司令唐聚五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王风山少将。
综观整个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对敌作战共计125165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不在内）。毙、伤、俘、降、伪军1186695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伤亡617069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895挺，各种炮1952门；汽车、摩托车347辆，马匹30448头。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汽车、摩托车6080辆，装甲车164辆，机车301辆。破坏铁路公里；公路公里；封锁沟38067公里；封锁墙8109公里；桥梁4998座。攻克县城364座；据点12690个。解放人口1255000000人；土地1048000平方公里。参战部队从1937年开战之初只有92000，发展到1945战争结束时的1318294人之众，其中八路军1028893人，新四军268581人，华南游击队20820人。另外民兵有2687698人。根据地从战前只有1块，人口不足200万，面积不过13平方公里，发展到战争胜利时，解放区面积达956960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85座，县市级政权590个，总人口超过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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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1）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
夺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的敌后抗战，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特别是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就是说，早在“七。七事变”前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并且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继承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