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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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作“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的10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六千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暴露无疑。问题在于，它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六十六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三百三十七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二百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二十二、白布多百分之十一点四、煤油多百分之二。可惜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麦弄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只以为政府在这一年里让他们多得到一百零八亿元的好处，却不知道，政府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手里少拿走了一百零八亿元。
一步一回头（7）
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至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六亿，这时候全都不满三十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十四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1979年1月1日《中国新闻》。）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1979年1月8日新华社《新闻稿》。）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铆工将二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一步一回头（8）
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至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作“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页。）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