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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⒗铮�15次大规模战役和大约300次小规模战斗。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红军一直称“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终于让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使张学良和共产党相信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认为：“中国人决心抗日。”而蒋介石的绥靖行为只是为了有时间来动员国家，强化军队，修建公路，做好一旦宣战就不可避免地向内地撤退的准备。
当西安事变成了使国人相信蒋介石的爱国精神尚存之时，绑架便成了挽救脸面和反挽救脸面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游戏。张学良被判了10年监禁，剥夺了军权并软禁起来。而被绑架的蒋介石则就此事件向国人道歉。但这件有趣事件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蒋介石终于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军。
中国的币值得到了稳定，蒋介石的两个了不起的亲戚孔祥熙和宋子文成功地教会了一帮乡下佬如何经营中央银行。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意志坚定，很有手腕；宋子文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非常稳重，很有能力。
蒋介石对战争的到来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从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府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熟并强大起来。同样道理，因为害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在两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
侵略者的代价
一年以后，日军将领的极端分子东条英机成为日本的军事大臣，声称为了国家利益要赢得这场战争：此时他们已如期占领了东北的5个省。但日本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打仗，而是在为蒋介石作战，并且还赢了。蒋介石没有媾和，而是一再撤退，吸引日军向中国内陆纵深，有点效仿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时所采用的战略。
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中国人的觉醒成为中流砥柱，而且还涌现出其他出色的将领，像著名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能担当重任。但他们同蒋介石之间陷入权利纷争，在中国国内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日本就可以毫不丢分地结束战争了。
虽然与中国的战争有点一边倒，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可不像占领埃塞俄比亚那样普通。卷入战争的人数比最近一次西班牙内战的人数两倍还要多。伤亡数字只能猜测，但肯定是数目巨大——日军的伤亡数量也很大，他们也不得不对付瘟疫、水灾和艰苦条件。日军对南京的大洗劫将被载入历史，成千上万名当地妇女被强奸，平民百姓被屠杀。去年10月广州的沦陷也同样触目惊心，唯恐重演南京那一幕，在日军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攻入广州时，86万市民弃城而走，这可能是历史最大的一次市民自发撤退行动了。
在交战过程中，日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在正面交战过程中往往都能轻松获胜。而中国最为拿手的对策就是“坚壁清野”，不使日本在占领后占得便宜。但尽管只剩下烧焦的土地和空空的房房，日军还是占据了中国北方省市和铁路干线，并推进到长江三角洲和汉口。日本的占领范围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长达1000英里。
中国目前仍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被日军占领，占领这些地区的是中国的游击队。由于要防备俄国军队，日军必须在满洲地区常驻40多万名士兵，这样就无法在其他占领区保持足够的军力。因此他们就尝试组建傀儡政府。在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苛捐杂税几乎要压死人，猪要征税，存货要征税，外出要征税，所有的货物流通都要征税。家畜被抢走了，带金属的器具被没收了。最后，日本人在中国北方地区还强迫中国的生意人使用日本的货币按他们的进口价格进行交易。
但中国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机智做了针锋相对的抵抗。他们刺杀汉奸官僚。在总共15万平方公里的日军占领后方，他们自行成立了“自卫”政府。大约7500万国民，差不多是战前居住在德国人口总数，为这些政府的联合委员会和动员委员会。14－16岁的少年通风报信，农民们配合挖沟砍树以阻碍日军行军。
红色八路军在陕西和湖北省对侵略者展开游击作战，在湖北中部有5万的游击队员。在白天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地耕种；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员，追打日本鬼子；第二天，日本要开始报复时，他们又重新回到田里，把枪支弹药埋好，一脸的平静。
农民们则有其他的抗击方式。除非面前晃着刺刀，对于由日本人控制的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以日元为基础的票据，中国人根本就不按面值使用。去年春天，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农民们莫名其妙地忘记种植棉花了。
多年来爱国华人一直在抨击“租借港口”和国际租借区——在那里洋鬼子们拥有“不受管辖”的司法和拘留权。但今天在这些国际租借区内成为中国人抵抗日伪的活动区。蒋介石的政治首都是重庆市，但对西方人来说，金融中心还是在外国人的聚集区，特别是香港和上海。日本现在还不敢抢夺上海的国际租借区和其他城市的外国领地，但他们在试图一点点地吞噬，他们想做得更为强硬一些，在天津封锁了法国和英国的领区，对没有直接租借区的美国也是一大打击。
如果他们能够长期隔离天津，日本人有可能压制最令其头疼的黑市交易所，在这里日元被打折买卖。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是个脸面的问题。但即使日本人能够把天津的钞票兑换人统统清除掉，还有上海、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的黑市交易场所。而且如果上海的黑市交易所被查禁了，仍可以转移到英属的香港。
几个月以前，美国向中国全球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来资助中国今后在美国的采购；英国也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来稳定中国的货币币值。中国拥有这样的财政扶持，使日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贬值。而且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已无法从中国那里获得所需的外汇来购买飞机、原油和钢铁，因为中国海岸线的交易已为西方租借港口的银行清空了。
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但是广州－汉口铁路线的夺走形成了中国抗日的新时期。蒋介石政府的首都转移到了内陆四川省的重庆，有一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往缅甸的公路已修建完毕，直抵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其他路线也已开通，从云南到法属印度###，穿越新疆沙漠地区到苏联边境的清政府时所修的公路得以重修。
目前蒋介石军队所依赖的四川很富庶。四川省的面积为万平方英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加州），金矿和石油都很充裕，总共520万人口在一年当中能品尝到四次丰收，大米、小麦、大麦、粟米、烟草、甘蔗、玉米、大豆和棉花都取得了丰收，而它繁茂的桑树使丝绸业很发达。临近的云南省有锡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贵州是一个高原地区，有利于畜牧业和果园种植。
可是这种富庶不能挽回失去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损失。而且依靠大篷车从中苏边界穿行于沙漠地区运来的军用物资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重压之下，新生力量民族主义开始了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事情：把他们的工厂收拾好——就像一位《圣经》中的人物扛起他的床头，前进出发。总价值达1亿中国货币单位的工业设备在战争爆发的前期就已从上海转移了。而这仅仅是工业和文化大迁徙的开始。
除了战争和政治以外，这次迁徙一次性地把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对于亚洲文明历史来说可能是一个里程碑。而它的一手经办人是国家经济部长董为浩（音译），曾在比利时卢维思留学过的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截至到1938年，在董博士的监督下，64家机械厂、19家发电厂、22家化工厂、5家玻璃厂、7家棉花加工厂、12家印刷厂、4家造船厂（制造适用于长江上游的船只）被迁移。总重达万吨机器由那些苦力工来运送，行程达几百英里。按美国标准，这也不过是500运货车箱。按照亚洲人的标准，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重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140家工厂是在上海和汉口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大学也同时迁往内陆。政府正在着手组织西部农民加入到制造行业中，像漆皮、小型船只、纺织、煤矿、造币、面粉加工和硫酸制造等。
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边倒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多达700万人口靠稻米和捕鱼过活。早在两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收的西方文明是源自于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层统治。日本人情愿跟随着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视天皇——永远以一种盲目式而现在更是有增无减——是神与家长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准独裁的状态和半独裁经济下能够生存显示了日本人的坚强性格。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1895年占领），夺取了满洲南部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中夺得），占领朝鲜（1910年）和满洲国（1931－1932年），但是与镇压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人和占领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比，那些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中国人生性随和，不愿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准备。早在孙中山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们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尽情地放鞭炮，而排斥来福枪的引进；可以进口大量无用的小玩意儿而拒绝军舰。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接近中国，不是通过许可命令，而是打击或不经意的渗透——从与西方的贸易合同，从传教士办学，从共产党宣传，从劲敌日本人那里，从新兴的民族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当面临外来侵略时，他们出击反抗。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而他们的长期抗日使欧洲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和平状态，日军身陷对华战争中，而无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盟发动新攻势。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7月之初，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神秘地穿梭着一个温文尔雅、深藏不露的东方人，名叫汪精卫。此前，有报道称他在中国北方政府所在地北京当上了日本的一号傀儡。这些天来，从重庆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要比地理距离长。而汪先生，这位资深的革命家，一度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合作者，过去中国事务“三巨头” 之一，跨越了这个意识形态以及地理的距离，这个事实可以说是日本对华外交的极大胜利。
对于汪精卫，北京城一定充满了作为一个叛逆青年的回忆。1910年，26岁的他去北京策划谋杀清摄政王载沣。同谋者是他的未婚妻，后来成为其妻的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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