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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奥林匹克回忆-第7部分

小说: 奥林匹克回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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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法国出版)。而后又举办了许多邮票展览:第一次全国邮票展览是在巴塞罗那,1952年;第一次国际展览是在罗马,1953年。我对收藏的爱好由来已久,因为我父亲就是位大收藏家,我对著名的奥林匹克一组四联的收藏就来自父亲的一份礼物,是1896年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首批系列邮票。加泰罗尼亚的集邮家维达尔·托伦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出版了一本世界体育邮票目录集。这些日子,我个人对收藏有增无减。众所周知,我把我的收藏极品中最著名的奥运会四联于1989年捐赠给了奥林匹克博物馆。
奥运会与集邮运动的关系在1982年伴随着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的成立有了进一步发展,集邮联合会正式进入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并享有其一切权利。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在1985年举行了著名的“奥林匹克集邮展”并由此成为奥运会文化展示的一部分。1984年,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举行了奥林匹亚奖邮票评选活动,选出了三枚最佳奥运邮票。奥运集邮已成为国际集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集邮界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奥运集邮成为奥林匹克博物馆文化方面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致力于奥运邮票的收集。它的组成包括我在1989年底捐赠给奥运博物馆的四联:《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收藏》,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原收藏;来自奥林匹亚奖的捐献;国际奥委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及皮埃尔·顾拜旦的信函。这个集邮组织也举办过一些短期展览。我所捐赠的那四联极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那个时候它的价值就已超过100万美元。
奥运集邮并不只是收集邮票,同时也需要对历史上与奥林匹克运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重要事件有深入的调研。这些调研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奥运会并解释奥运在历经战争、干扰与抵制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的原因。因此,我们的邮票收藏家们也成了奥运历史学家,奥运精神的宣传家。我们不应忘记发行邮票是奥运会组委会传统的收入项目。奥运邮票的诞生也是出于经济的原因。1895年1月,希腊首相特利库皮斯辞职。他在一年前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直反对在雅典举行奥运会。他的辞职非常匆忙,因为康士坦丁王子坚持在雅典举办奥运会。康士坦丁王子及其工作班子为奥运体育设施的建设筹集了一百多万德拉克马,其中的92万由百万富翁耶奥盖斯·阿维罗夫捐献。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组委会仍然缺乏足够的资金完成一些体育设施,如,射击掩体沟、自行车赛道及航海运动的基础设施。但无论如何,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帕纳缔内科体育场毫无疑问是世界体育建筑中最壮观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阿维罗夫的雕像矗立在那里,为纪念这位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而不遗余力的先驱。奥运集邮挽救了这种困难局面。两名希腊集邮家:德迈特留斯和萨科拉福斯,提议发行一系列纪念邮票将其所得捐献给奥运组织委员会。康士坦丁王子及其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达成了协议:发行纪念邮票所得的50%将用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1896年3月25日(公历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那天,发行了几套12联的邮票。这些邮票成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生的见证。这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特别是在第一天发行的那套盖有邮戳的成了集邮家与博物馆的稀有珍品。我不得不提及这些名字:曼夫莱德·本格曼、毛利乔·特卡迪,集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及世界集邮联盟。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将奥林匹克主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我也不得不提及集邮爱好者的担心:电子邮件的出现正在逐渐替代人们用书信交往的传统习惯,它威胁着集邮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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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
 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第一次亲自主持的奥运会,初次登台表演自然会很紧张。我非常希望能立刻在这次奥运会上树立自己的风格和形象,于是我便成立了奥运会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我整个任期举行的十届奥运会中给了我巨大帮助。时至今日,无人能想象离开了这个协调组织将如何运作这样的体育盛会。这个委员会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四位副主席及奥委会相关成员与奥组委高层人员组成。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开会,在会议中首先回顾前一天的工作、出现的问题及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安排后两天的工作。这种做法使我们能更好地安排工作,及时知道什么地方出现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及如何密切地跟踪这些问题。这是一种组织奥运会的好方法,能够驾驭航船,了解举行期间每时每刻的情况,避免当不愉快局面或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时惊慌失措。我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这个方法后来被大多数国际体联学习并运用到他们举办的国际比赛中去。在萨拉热窝奥运会上,还落实了我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那就是拒绝在举行奥运会赛事的体育场馆内出现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奥林匹克宪章》对此有明文规定,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但我们在这些场地内利用广告空间为奥运会作宣传,例如奥运五环会标,举办国的奥运标志及奥运的彩色。特别是在电视相关时段播出的奥运宣传能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同时看到独特的“奥运景观”。不像是冬季奥运会,比赛已经开始,可是实际上山上没有积雪,因此被迫取消了好几项比赛。突然,一天凌晨下起了大雪,那么厚的积雪妨碍了运动员、记者从下榻处赶往比赛现场。萨拉热窝市民对来访者非常热情。南斯拉夫的人民不仅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国家的魅力,也想让世界知道他们在当今国际体育界可以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的热情好客使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异常出色。在这次奥运会上,我们第一次决定把残疾人的某些项目包括进奥运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与各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之后,国际残联成立,它对国际奥委会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闭幕式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切都很正常。当我以一句塞尔维亚语结束讲话时,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让我激动的情景。
三个不同的民族: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在波黑地区的萨拉热窝和平相处。我可以保证,在这次奥运会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冲突事件,甚至奥运会组委会都是由这三个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的。没有任何种族紧张气氛出现,和谐的气氛充满了这次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在这同一个城市爆发了一场种族悲剧,使这个城市变成了灾难之城。那些曾经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善良的人们竟然相互残杀,彻底摧毁了城市。他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和平共处才是他们的惟一选择。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上共有1274名运动员参加,其中1000名男运动员,274名女运动员。他们来自49个奥运成员国,参加了六大类的39个项目。在第14届冬奥会上成绩斐然的运动员有:芬兰的黑梅莱内,她在北欧滑雪项目上取得了三枚金牌、一枚铜牌;东德的卡林·恩克,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两枚银牌;来自瑞典的甘迪·安德斯·斯万,在滑雪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在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英国的珍妮·托维尔和克利斯托夫·迪安获得了在此项目中前所未有的得分,他们在一首安第斯情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所有的裁判都给他们打了最高分。观众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 
                  
 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
 洛杉矶奥运会相当特别,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1978年春天,在雅典的卡拉维勒饭店决定由这座加利福尼亚城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事情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因为它是惟一的申办城市,而且它还有1932年举办过奥运会的经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蒙特利尔亏损的负面影响,所以没人愿意为一个可能带来损失的计划下赌注,而且奥运会尚未摆脱因抵制而造成的危机。国际奥委会正处于低潮。由于洛杉矶是惟一的候选城市,因此他们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国际奥委会只好屈从,别无选择。无论是洛杉矶市政府,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作任何承诺,也不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他们还要求主办者自己谈判电视转播权,因为当时急需钱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充满未知数和危险的新时期。在没有任奥委会主席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观望者。但后来我被推举为奥委会主席,必须直接参与和美国人的谈判,一切都是那么艰难。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组委会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我们一直在寻找积极的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算幸运,因为组委会主任皮特·尤伯罗思是一个有着企业家远见卓识的年轻人。他懂得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虽然由哈里·阿瑟尔负责,但尤伯罗思真正管理着所有的事务。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求助于欧洲的专家,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的自负。和组委会执委的对话并不容易。国际奥委会同意他们不用新建任何场馆,只修一个自行车赛车场,而且资金是由一位赞助者提供的。对某些项目,比如射击,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搞得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大为恼火。这样,最终他们赢得了两亿美元的收益,由两个基金会分享。其中一个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加利福尼亚州青年体育运动,其现任领导人是安妮塔·德弗兰茨;另一个则是为在经济上帮助美国奥委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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