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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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3 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
多》，第 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0 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１１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 月 １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８００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 ７０％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 ３０％，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１９４４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 １８０ 亿元（１９３７ 年为 ３０００ 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 １９３７ 年期间的 １８０ 万元。４０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44—50 页。又见本书第 13 章。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
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
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
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
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
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①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
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
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
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
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
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
１０ 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自由的或
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
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
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 1947 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
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
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 40 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
之一。
①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68 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
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4 页。
第 ９ 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
３０ 年代文学，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 ２０ 年，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
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年）和共
产党阶段（自 １９４９ 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
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
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
学创作的爆发力到 ２０ 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 ３０ 年代初文学
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
从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这 １０ 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３０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３０ 年代的
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
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
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
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 ２０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一种
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
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
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
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