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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读史有学问-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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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也不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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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国与忠君(3)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汉景帝像
  汉景帝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租轻赋,宽刑缓政,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周亚夫戎装像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就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美人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美人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为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忠国与忠君(4)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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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多强项(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如果你能伸开舌头说话,那么,脖子最硬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的呻吟;而且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只能死背书本,白糟蹋劳动人员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一点实用之学也没有;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
  呜呼!中国文人的名声在我们这里才算糟到了极点。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也还享有“九儒十丐”的地位,没像今天这样卑劣下贱!
  当然,这并不完全怪我们当代人,这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在那些批判家们看来,文人是劳动人民的天然公敌,是生来就与劳动人民作对的一类人,而且是天生的软骨头,在所谓的新时代,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让他们遗臭万年。
  可是,那些批判家们忘了,他们自己是否也是文人呢?是否至少也有一些文人的血统呢?不过应当看到,人在昧却天良的时候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的。
  今人造就的“脑体倒挂”一词真是极有意味,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用脑袋来走路,用脚去思考问题,这是否也在无意之中反映了某些人的潜意识呢?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道德沦丧,才有了今天的世风日下,这就是报应。
  你把优良的人格榜样批光了,把一切神圣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人们失去了人格修养上的内驱力,用空洞的口号硬塞给人们的灵魂标签又始终无法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势下,社会风气如不江河日下,那才叫伤天害理!
  是该正确认识古代文人的时候了!
  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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