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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四人帮"兴亡-第2部分

小说: "四人帮"兴亡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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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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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序(4)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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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序(5)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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