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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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诚实的反思时刻会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对未来能期待什么？”这种人将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乐观的回答。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传统束缚，那他只能感到负载过重，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他会惊恐地发现在大多数女人甚至大多数其他男人的眼里，他变成了看不见的、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那些人会对一个没有工作、地位和权力的男人弃之不顾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第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
据戈德伯格言，在当代关系中，男人往往陷入一种认输的境地。女人会说，“你害怕？密和情感的温暖，”这往往是事实；但她们事实上一直在寻找她们所敬仰的男人，有自治力、控制力和事业心强的男人。女人逐渐对起初吸引她们的那些特点感到愤怒，因为她们越来越看不起男人所最能提供的那些关怀形式。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16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
女性主义的反驳以迥异的方式看待这一切。据芭芭拉·厄伦雷契言，男人比妇女更早一些时候反叛先存的性别角色。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早在30或40年前，人们指望男人结婚，养活妻子；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怀疑。然而，在某一时刻，男人开始对结婚和满足经济需要感到厌烦。他们仍然需要获得经济成功，但不必相信应该承担为他人工作的责任。要无拘无束，男人就得过单身生活；他能够在不满足娶妻生子的社会要求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厄伦雷契看来，似乎对传统男性的勤劳生活提出质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蔑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责任。
厄伦雷契认为，医学和心理学无意中促进了男性叛逆；它们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现代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的影响的。在19世纪，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随着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结核病或肺炎，随着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妇女的平均寿命开始长于男人。男人变成了弱性别，至少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这个事实被认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压力的表现。在此，戈德伯格的观点是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心脏病造成的长期恐惧将颠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资的要求，而且，不仅如此，还会把养家？口的角色指控为给男人设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86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其结果如何呢？在厄伦雷契看来，戈德伯格的观点可以使男人获得双丰收。他们可以担当养家？口的角色，同时不丢掉优越于妇女的经济地位。“男性的面具”可以剥去了，与此同时，男人也可以避免长期的家庭义务，而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快乐。一种社会氛围已经创造出来，滋生了“不负责任感、自我放纵和对其他人的要求报以孤立主义的淡漠”。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69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男人赢得了自由，而妇女仍然在等待。男人获得的经济独立仍然是妇女所得不到的，她们必须把男人甩掉的那些责任承担过来。妇女，尤其是趋于独立育儿的妇女，在穷人中占很高的比例。男人违背了在前一个时代里立下的养家糊口的契约。
两性的分离
就这些分析之间的分歧来看，每一作者提出的实际解决办法都各不相同，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厄伦雷契的方案基本属于经济性质。在缺少必要的男性资助的情况下，妇女应该有最小限度的足够收入供养家庭，这主要体现了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均等。没有固定收入的妇女同时也需要育儿必需品、职业教育和政府支持。厄伦雷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妇女会主动放弃男人；男人将短暂地进入女人的生活，使后者成为家庭的真正基石。两性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这要基于“成年男女之间恢复的忠诚和信任”，但这决没有保证。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82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戈德伯格的建议几乎都是关于自我认同的。男人要重新界定男性，以便克服把他们与“内在经验”分离开来的那些影响。他们必须避免贴标签，这些标签是用来支持人们盲目地遵守行为原则的——担心被人看做一个胆小鬼、弱者、失败者、不成熟的人、阳痿之人或厌恶女人者。他们应该培养与其他男人的友谊，以便提供女人能够相互提供的那种支持。重要的是，每一个男人都要打破这样一种观念，即与他建立关系的那些女人都应该是被动的、可爱的；相反，他应该期待着与独立的个体女人建立关系。男人应该发展其“女性的一面”，“获得情感、从属性需要、被动性、流动性、嬉戏性、感性、脆弱性，并抵制永远承担责任”。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254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不要热烈地追求改变这个世界， 戈德伯格告诫男人说：首先要改造你自己。
毫无疑问，新的情感对抗已在两性之间展开。男女的愤怒之源甚至比前述的现象更加深远。阳物不过是荫。经：对男女两性来说这是多么无情和令人窘迫的一个发现啊！男性对权力的要求取决于一块吊悬着的肉，它现在已经与繁殖没有什么独特的关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阉割；妇女现在至少能在认知的层面上认识男人，将其视作与那个男性器官一样无用的赘疣。
如前所述，对男性来说，保持基本信任从婴儿时起就与主宰和控制相关，包括自我控制，这些主宰和控制源起于一种被压抑的对母？的情感依赖。缓和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或颠覆这些欲望的客体，这种需要与对爱的需要相抵牾。在这些情况下，男人可能大量远离女人，把承诺等同于陷阱，同时，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眼下所看到的程度。
然而，矛盾的依赖关系不仅仅限于男性。由耻辱引发的愤怒也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特点。阳物向荫。经的转型对妇女来说具有令人不安的含义，因为其作为自治性的能指的角色对其自身完善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女性羡慕男性意味着男性能够逃离母？的控制；妇女的共谋就衍生于可以用爱来驯服的那种特别的“坏”。许多妇女都恰恰渴望得到不给任何承诺的男人；事实上，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对承诺的厌恶往往增大了他的吸引力和他提出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对异性恋关系发生了深刻影响。异性婚姻在表面上似乎保有其在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使得前述的女同性恋关系充其量成为边缘现象。事实上，纯粹关系和可塑性性征的兴起极大地颠覆了这种表面现象。如果正统婚姻并未被广泛视作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如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制度性滞后的结果，也部分由于吸引和厌恶的复杂混合，这是每一种性别相对于另一种性别的心理发展所造成的。纯粹关系越是成为个人生活的原型，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纯粹关系产生各种依赖形式和相互依赖形式，但也产生上述的分裂后果。
有些婚姻可能仍然是约定的，或只是为了生养孩子而维持着。而孩子的在场——在“第一家庭”或“继父母家庭”里——往往既造成一种关系的紧张，又能使其稳定，未接近纯粹关系的大多数异性婚姻（和许多同性关系），如果不进入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的话，都可能转化为两个取向。一个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间的性交往程度很低，但在关系中却牢牢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这是一种晚期现代的婚姻类型，是以友谊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婚姻作为配偶双方的基地，他们相互间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这有别于旧的“标准的”异性婚姻，其中，男性把婚姻作为开始运作的一个地方，而妻子则为他组织赖以维持稳定生存的手段。在此，配偶双方把婚姻视作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从这里出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关于另一种不同的分类，见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521～52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而在个体的生活经验中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类型中的每一种又都可能朝纯粹关系发展。两性间的携手并进或分道扬镳取决于纯粹关系的约定程度和能否永久实施。戈德伯格和厄伦雷契提供的视角各有其缺点。厄伦雷契在阐释男人愈加严重的不负责任感时把大量不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与垮掉的波西米亚、心脏病学、马斯洛的人类潜能心理学以及按戈德伯格提供的线索追溯男人运动的种种尝试统统混为一谈。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男人“严重的不忠”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了女人。但实际情况当然要比她的叙述复杂得多。各个自恋潮流标志着上述倾向的一些特点，但也提出了反驳男性统治论的一些男性观点。如戈德伯格等人所提出的，男性自由主义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认为男性与经济工具性之间的纽带应该解除。厄伦雷契所说的男人的“逃避承诺”实际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承诺”的开始相偶合，即性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这对男人来说也是产生混合后果的一种现象，而非仅仅对女人——如果男人对女人的内心情感依赖被识别出来的话，则尤为如此。
另一方面，戈德伯格低估了经济和社会束缚的力度，正是这些束缚阻止妇女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获得平等地位——这主要相关于这样一个事实：妇女仍然从事生儿育女、主持家务的工作。父权制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根深蒂固。他还小看了影响到男女行为的心理抵制的力量，以及性心理形成的矛盾性。“一个好人何以不能是性感的？一个性感的人何以不能是好人？”——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吁，不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女性拒绝接受性别平等的完整内涵。这在男性偶发性性征的倾向中有其对等物，其原因我们已经论述过了。
没有人知道纯粹关系的到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比其产生的后果证明更具爆炸性而非整合性。？密关系的变革与可塑性性征一起提供了可以导致两性和解的条件。然而，所涉及的不仅只是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心理重建，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极其困难。在结尾的几章中我试图说明这何以是极其困难的。
性，压抑，文明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性是解开现代文明的钥匙吗？许多人，大多数是来自政治光谱上的进步人士，都予以肯定的回答。至少据通常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的确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