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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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完善论幸福观的先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反思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哲学中完善论幸福观的传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开启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在心理发展意义的幸福感研究者看来，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在对以往幸福感实证研究和幸福体验形而上学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幸福感正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内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作为一种体验，幸福感既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感的成分。从内容上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或非常满意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而存在，以及这个正常存在着的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达到的合乎价值的程度与水平。
二、幸福体验如何测量
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专利。近代科学给了那些致力于幸福度量的人们以新的希望。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成为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轨道的第一人。但由于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度量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度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如果今天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仍然存有不同程度质疑的话，那么对“幸福感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在心理学相关研究领域中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幸福感可以被测量，是幸福感实证研究的逻辑前提。事实上，不同取向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都是从幸福感测量研究开始的。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选取的幸福感测量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单项目自陈幸福感量表。就总体满意感而言，研究者们往往要求人们在“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样一个等级量表上做出选择。而具体领域满意感则要求人们就生活中若干重要领域的满意程度做出选择。80年代以后，这种思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构建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共同推动了幸福感测量研究的发展，完成了一批被证实具有良好测量学特性、且广为运用的幸福感量表。但总体看来，目前的幸福感测量研究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问题集中表现在：研究者们从各自固守的研究传统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界定和测量，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一种分化的状态，“幸福感”这个术语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一些重要的结论基本无法得到验证；由于没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测量理论作支撑，许多幸福感量表编制研究给人们一种“无根感”；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居民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结论尤其令人费解，人们有理由知道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研究者们却往往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可见，幸福感测量的指标有待于整合，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创新，幸福感测量中的文化差异无法回避。
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则显得尤为迫切。从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思路：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幸福体验的内容，即能够引起幸福感的体验对象；体验论幸福感测量坚持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强调充分发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主体”作用；体验论幸福感测量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现象，并力求使所开发的测量工具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
长期以来，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呢？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等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上。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将“有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5个要素之首。那么，物质财富的多寡与人们的幸福体验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心理学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的。从国内层面来看，对发达国家居民的研究大多证实，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相关系数并不高。对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一项跟踪研究表明，尽管在最近50年来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但是幸福感水平却相当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在较为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较强。从国际间层面来看，不少研究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由于这些跨文化研究比较的是大群体的平均幸福水平，因而尚不能直接反映出幸福感在个体水平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看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与幸福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古希腊一位哲人曾经讲过，“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人格决定的呢？就人格与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孰轻孰重，研究者们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分歧。先后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早期研究者注重考察一些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客观变量，如外部事件、生活情景等对幸福的影响。然而许多研究发现，外部的客观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较小的。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相关显著，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显著相关。早期的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指标。在他们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的趋势。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却并没有多少材料支持这一假设。相当多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感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有升高的趋势。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根据年龄的变化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期待与他们的实际感受更为吻合。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
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被西方许多研究者反复证实。在他们看来，因为有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有人甚至将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比作“幸福裂谷”。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婚姻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上，之所以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是因为这一关系还可能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这些资料后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率的上升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这两种现象使得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裂谷”得以缩小。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心理学研究者们还对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索。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类研究找到开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目标似乎还十分遥远。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幸福感，也可以讲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也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简单，往往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在探索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持健康心理——开启幸福大门的金钥匙
保持健康心理——开启幸福大门的金钥匙
主持人：曹 钰 魏爱云
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 祝卓宏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 史占彪
有人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心理感受相联系。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两位博士。
一、 怎样理解主观幸福感
主持人：眼下，人们开始关注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但许多人并未因此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呢？经济学家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我们想听一听心理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祝卓宏：关于幸福感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法和标准，一是客观幸福感，二是主观幸福感，三是内在情绪的体验。现在基本上认同的是主观幸福感。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主观幸福感会高呢？我觉得一是跟人格有关系，比如那些开放、外向、积极、乐观的人，幸福感就高，相反，消极、内向的人幸福感相应就低；另外有的人喜欢和别人比较，从而带来不同程度的幸福感，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理论来解释主观幸福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比较理论，横向跟别人比较，纵向跟自己的过去比较，就会产生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另一种是目标理论，一个人目标达到了就觉得很幸福，如果没能达到就感到很挫败；还有一种是期望理论，一个人的期望是否切合实际、和实际条件相匹配，如果匹配的话就会带来幸福感，如果不匹配的话就带来一种挫败感。
史占彪：有许多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模式。其中一个是满足与需要模式，是说一个人有了幸福感是因为某种需要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