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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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妹妹和我妹夫，他们两个都是残疾人，但是他们一次性给我拿了六千块钱，六千块钱，我知道我拿这六千块钱的时候，心里特别沉重，特别沉。因为我妹夫他每天起早贪黑，晚上两点多去进货，早上天不亮就要赶早市，要卖货。
他做小买卖，就是卖青菜。当我妹妹给我六千块钱的时候我都不想要，我也退缩过，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拿那么多钱，没想过，没想过会给我拿那么多钱。
王 志：筹钱那么艰难，结果是什么，结果并不能预料？
董葡萄：当时我想着，哪怕把这两万块钱打了水漂……我知道，我到最大的地方北京找了律师，并且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把能借到的钱我都借了。去北京的时候路过太原，我太原有一个亲戚，但是我是1990年去过他们家一次，只是凭着印象，我就去找，当时找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晚上八点半了。来到他家以后他们看见我就是从乡下来的穷亲戚，穿得也不整齐，也没有时髦的衣着，背着那么一个黑色的包子，确实，我当时踏进他们家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哪怕我不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来到这儿，我也不敢跟他们说我打官司，也不敢说我爱人得了这个病。
王 志：那你怎么说呢？
董葡萄：我就是骗，我说我孩子在北京住院。
王 志：给你钱了吗？
董葡萄：我也没说要钱不要钱，我就准备那样走，但是他给我包里装了一千块钱，给我拿了一千块钱。
找到了律师，进入了诉讼程序。可是，董葡萄的手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丈夫的那次输血和感染艾滋病毒之间的联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立案也显得格外艰难。
王 志：不立案的理由？
董葡萄：我不知道什么理由。
王 志：胡律师跟你解释了吗？
董葡萄：他反正觉得就是困难，我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见面，他就是说困难大压力大。
王 志：那交了两万块钱，也立不了案，你没有想到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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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3）
董葡萄：想过。但是我就说不行，我非得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不行。
董葡萄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通过亲戚的介绍，他又找到了一位律师杨大民。
王 志：为什么换律师呢？
董葡萄：再试吧，再试一次，大不了我再回去再磕头，再求别人再借钱，就抱着这个心态，然后我跟胡律师解除协议，协议解除之后，胡律师他也就是轻轻地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笑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一个助手庄律师，庄律师跟我说了，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我算解脱出来了。
王 志：你怎么理解这个？
董葡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找了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还是在北京首都找的，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案子难度大。
2003年3月底，董葡萄收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子将在1个月后开庭。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里还是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有关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行为，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是这个规定要在2003年4月1日才开始生效。而董葡萄他们的案子在3月10号就已经立案。尽管立案困难，在律师的建议下，董葡萄还是决定先行撤诉，再重新起诉。
王 志：那后来重新提起诉讼的时候有没有难度？
董葡萄：也是很难的，来回也跑了几次，最后我觉得杨律师不行，要不我当事人亲自跑是不是能感动他们那些法官，是不是能感动他们，因为我的这个努力我的执著，是不是会把他们感动，感动之后他们会不会给我立这个案子。
王 志：结果呢？
董葡萄：结果我就去找啊，他们还是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最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我不回去了，我已经到这个份上，你看我病人在北京治病，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我没有钱，我怎么弄，我说我不回去了。
案子最终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可是，董葡萄面临的还是证据不足的问题，她必须从那家医院得到自己丈夫的相关医疗资料。
王 志：搜集证据容易吗？
董葡萄：不容易，他们不让我复印。他们当时就推托，他们当时说病历律师调走了，他们当时就这么说，还是推。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费了这么大劲，现在仅仅是复印病历而已，我也没说现在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也没带什么人到这闹事，你们为什么连个病历都不让我复印。
王 志：最后给你复印了吗？
董葡萄：当时就是特别气愤，我一向特别内向，当时也就由不得了，由不得我就拍桌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要不这样吧，我通知你去复印，然后到复印室他们也不让我复印那部分，他们就说只让复印客观的，主观的不让复印，还是复印些没有用的。第二天我又去，又去复印这个病历，最后他们提出和解。
王 志：他们提出和解？那你当时同意吗？
董葡萄：当时就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考虑之后给你们一个答复。
王 志：你怎么考虑的？
董葡萄：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得了这个病，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挽救，只有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补救。
王 志：你是担心打官司没有结果吗？
董葡萄：不担心这个，它已经提出和解了，我再也不用怕它这个事，我就不怕它了，它已经提出和解了，就说明它肯定有问题。
王 志：但是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放弃？
董葡萄：不是我要放弃，因为他们这是管理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责任不完全是他们医院的，所以说不完全是他们某个医生愿意给我造成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比较理解它。
董葡萄家最终拿到了丈夫的28万元赔偿。现在夫妻俩每个月能从厂里领到几百块钱工资。此外，董葡萄一面耕种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一面也靠帮邻居干些农活挣点钱。
丈夫现在每个月从县卫生防疫站免费领药，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王 志：你担心自己的身体吗，和孩子的身体？
董葡萄：担心，肯定担心。像我丈夫得了这种病之后，他就特别烦特别躁，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他在家里边发脾气，孩子也特别害怕，为了这个，现在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孩子在我姐那里。
王 志：但是你还得面对丈夫。
董葡萄：是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面对他，因为我带他出来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地坛医院，看到艾滋病人，我心里很痛，很痛，我觉得他们就像逃难的难民一样，当时的脸色，还有身上特别消瘦。我就想到如果说我离开他，他生活会怎么样，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
王 志：家庭生活呢，正常吗？
董葡萄：不正常，因为孩子走了，我每天都是特别想她，孩子都是两周回来一次，每次孩子去的时候她都是流着眼泪去的。
王 志：丈夫怎么看待你做过的这一切？
董葡萄：他很感谢我，但是他现在的身体他没有能力感谢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累，我特别委屈，但是我没有办法。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4）
王 志：那现在跟邻居的关系相处呢，正常吗？
董葡萄：还可以，去年###接见了之后邻居都知道我这个事，以前他们不知道。
2004年底，独自到北京拿药的田永胜在地坛医院得到了###总理的接见。
秋菊·葡萄
夏利吱吱扭扭地来到了村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看见了董葡萄。本以为即使长得不像巩俐，也该像巩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个子出乎意料地小，样子出乎意料地老。没怎么寒暄，就把我们往家里带。家是租来的，在村子的东南角，离村“主流”居住区域隔着老远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几座空宅子为邻。
报纸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铝厂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烧伤，在当地一家医院动手术输血。5年后，不明原因地低热、拉肚子。确诊艾滋病后，董葡萄开始要和这家医院打官司，还没开庭，医院主动要求私了，赔了28万。而董葡萄手里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都是自己推测的。因为有一个和丈夫同时间住院并输血的女孩子也得了这种怪病死了。
本来说好的拍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
在我们把进度精确到按小时算的时候，董葡萄通知我们，凤凰台没有预约突然到来。拍摄时间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缩水。幸亏当天的光线很美好，我们的摄像王扬老师和董葡萄又都是聪慧而果断的人，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脑子重新理智乐观地开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里揣着一碗热乎乎的泡馍，我们又来到了村里。接上董葡萄，在运城市游走拍摄的时候，董葡萄从她破旧的牛仔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啃着。天气很冷，一嚼一嚼地，嘴边冒着白气。凤凰台的同仁很敬业，昨晚干到了12点，今天又干了一上午，“一点东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当然也只有饿着了。联想起刚到董葡萄家里，我异乎寻常地热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后肝肠寸断、把手儿细细端详的举动，看来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得到真正“国民待遇”，宣传和普及知识的力度还要加大。
关于艾滋病，当时和后来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块儿生活了5年，怎么没被传染呢？
采访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一点不担心。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级别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运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让丈夫住最好的医院。打官司，律师要找北京的，还要正规事务所的。没钱，借，或“骗”——说是孩子住院。对不起孩子，她一边哭一边说。
案子法院不受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员：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呢，不受理，我就跟着你。我能想像，当时她的目光一定坚毅决绝；就像刘胡兰一样。
案子被受理了。她说，我要看看国家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我们这些弱势的人。
私了的28万元，代价是不许再声张。在节目制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嘱，千万要说得含糊点。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烦了。
那个失去了女儿的人家，因为女儿得的是“怪病”，至今还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这样用传统的江湖方式维系着：无论得与失，都是个体行为。制度、法律、社会正义，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买好了火车票，还是晚上11点到西站排队买的。可是在开车前两小时，董葡萄说，你能不能把票换成明天的，我还要办点事，麻烦你了。在细雨中赶到西站，在烘烘的脚丫子味儿里跑上跑下的�
